传统中国国家法在契约主体、选择契约相对人、缔约程序和契约履行等方面对田宅买卖契约均作出了限制,这导致中国传统田宅买卖契约具有浓厚的人格化色彩,深受形式主义的桎梏,在契约制度上,国家与民间社会始终处于博弈之中。随着清末法制改革序幕的拉开,源自西方的契约自由理念开始引入中国,民初大理院在成文制定法付阙的情况下,大理院推事们在审理有关民间社会的田宅买卖契约方面的纠纷时,充分运用民间习惯和源自西方的条理审理案件,并在这种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形成了整合的法源——判例和解释例,并逐步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起一套田宅买卖契约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民初形成的这套契约法不再对民间社会田宅买卖契约采取限制的态度,而是充分尊重缔约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认可了民间社会的私法自治;对于契约外在的形式亦不过多加以关注,总体倾向于肯定和维护契约的效力。然而,我们考察这套在审判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契约法在民间社会的运行实态时,发现民间人们的田宅买卖契约实践依然与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在偏远广袤的农村乡土社会。由此可以看出,在民初契约问题上,国家法与习惯法存在一定的背离,有时甚至处于—种冲突之中。但民初的这种冲突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二者实有质的差异。在传统中国,在契约问题上的冲突是由于国家法对民间社会契约的诸多限制而引起的;而民初的这种冲突恰恰反映出国家有着强烈的与民间契约习惯相互融通的愿望,虽然最终的效果或许不尽理想,但这种冲突促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规范空间内展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一种形式。冲突一方面改造了民间那些已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契约习惯,另一方面使得在国家层面的契约法新规范不断被创造出来。由此,民初田宅买卖契约制度得以最终形成并比较明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民初契约制度是以表达和实践的背离和冲突的表象出现,最终实现二者的整合而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民初田宅买卖契约制度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甚至悖论之处,有些内容则具有进步的意义,古今结合,中西交错,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可谓其鲜明的特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其田宅买卖契约制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契约制度乃至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国今日的法治建设亦具有一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