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的产业化发展与传媒体制改革同步发生。传媒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部类和后发领域,承担着分摊改革成本与风险的特殊任务；产业融合是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首先发生在传媒、电信领域,而这恰恰是政府管制的重心。本文尝试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中国传媒产业研究,着重讨论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本文以对传媒产业发展规律的分析为逻辑起点,检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状态和国外传媒产业融合进程,解读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融合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中主体间关系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重点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并对未来传媒产业定位、管制框架进行审视和思考,促进中国传媒产业持续而又合乎理性的发展。传媒业同时发生着三个层面的融合：媒介融合、传媒产业融合、信息产业大融汇。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是媒介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原动力之一,它催生新的媒介形态,改变传统媒介形态,从而使媒介系统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不同媒介生存形态走向混一。新的技术条件和媒介系统结构使传媒产业内部发生着从产业运作基础到成本收益关系,再到市场结构的一系列转变,并推动着传媒产业内的融合与重构。与此同时,传媒与电信等产业之间开始出现业务、生产等层面的交叉融合,并朝着信息产业大融汇的方向发展、变动。这些变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产业融合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不可逆转的产业发展趋向之一,传媒产业融合不可避免。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管制思路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激励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西方国家传媒产业融合是以传媒业的高度市场化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进行的,并由此催生了一大批跨领域经营的超大型传媒集团。西方国家的传媒产业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跨产业领域的资源重新配置,是基础技术到产业形态的全面变革。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发生于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传媒业也正处于“事业”向“产业”的转型过程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传媒业在产业化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被纳入了这一整体性的结构变迁之中。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既存制度显现出强大的路径惯性,形成对产业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我国传媒业仍然是分散的、弱小的,在新的产业竞争关系中,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十分明显。“融合”成为我国传媒产业生存危机的催化剂。政府、传媒业和电信业是我国传媒产业融合进程中权力和利益的构成主体。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融合的趋势打破了传媒与政府、政府部门、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对均衡状态,引发了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新一轮的以利益为归依的权力博弈。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对等博弈,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是既定体制下行政分权的博弈,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在集体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联盟。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是不同博弈关系下权力与实力的较量和成本与收益反复权衡的结果,最终形成的博弈解集决定着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和进程。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传媒业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必须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前提,同时实现传媒业自身规模的扩张和竞争实力的提升。因此,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将以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制度安排为基础,以产业联合为中间步骤,逐步实现从产业分工到产业链的重组,并在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中进行竞争优势的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产业结构中,中国传媒产业既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幼稚产业,又是两大战略产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的意义也就绝不仅止于单一产业发展,而是同时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于文化安全。这就要求我国传媒业快速适应信息时代的市场和产业运作规律,不断提升信息生产的效率和能力,保障产业目标与功能的实现；同时也要求我国传媒管制框架进行必要的调适与创新,以回应产业融合引发的制度需求,适度地引导和推动传媒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