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自1998年强力复苏以来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作为一项旨在扩大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其在实践中的运行并不如人意，不仅表现出了人民陪审员“精英化”、“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以及运行机制不够规范等问题，而且也没有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与信任，仅仅是理论界对其表现出了较高的研究热情，实务界通过要求案件的陪审率来彰显对这一制度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立法缺陷，立法层级不高、立法中部门利益明显和陪审员与法官同职同权的安排不合理；二是我国陪审制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缓解当时司法困境，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职责，导致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三是不合理的陪审考核机制造成了陪审专业户的出现和陪审形式化的现象。　　针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些地方通过试水“陪审团”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革，在陪审员选任、管理、参与庭审和表决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改造，较好地解决了目前陪审员“精英化”、陪审员参与庭审形式化等问题。这虽然并未使我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团，但其人数上的优势能更好地发挥陪审作用。但这一试水毕竟是地域性的，而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其为未来我国陪审制的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进行立法规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陪审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涉及人民陪审工作机制的完善，而且提出了“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问题只审理事实问题”的体制改革，为我国陪审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和契机。201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印发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决定在全国十个省市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进行人民陪审员改革的试点，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序、参审范围、参审机制、参审职权、退出和惩戒机制、履职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的规定，为今后陪审制的改革做出了有益尝试。在今后对陪审制的改造和完善中，应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指导，以《试点方案》的举措为借鉴，总结各地试水“陪审团”的经验教训，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介于陪审团本身存在的优势，未来可在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修正的情况下有条件地适用陪审团，使两种陪审方式并存，只是区分不同的适用情形，而介于目前我国适用陪审团的配套机制不尽完善的现状，可先对陪审团进行试点，而后再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