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从湘军建功而崭露头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而随后的三年出使经历,使他有机会走出国门,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渐深邃,也使其以更加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时中国社会。出任公使成为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逐步抛弃传统观念,与西方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一次尝试。而他出任公使的三年经历了种种的打击和挫折,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苦楚,使其不得已引身自退。本文研究把郭嵩焘的晚年界定于他自1879年出使归来后归隐湖南家乡,直至1891年病逝这段时期。郭嵩焘正式退出政治舞台后,并非像一般赋闲官员那样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身在江湖,而心仍停留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他并没有因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压力而屈服,仍坚持己见,建言献策,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和博大的政治胸襟。内忧外患的时局在刺激着他,如其所言“乐岁民生凋敝甚,纷坛时局益芒然。”他的心犹如“古井波澜,有搅其中,辙激而动。”儒家士大夫的担当和忧患意识使得举办教育和畅谈洋务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所在。郭氏以在野的绅士先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并恢复湘水校经堂,编纂湘阴县图志。这段时期他经历了中法战争、琉球之废以及铁路论争等大的事件,与官绅的交往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和所经历的事件对他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都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晚年郭嵩焘的研究,我们既可深入了解其晚年的思想与境况,在观照其一生中,把握其人生轨迹及思想发展脉络,从而给郭嵩焘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亦可以其个案来管窥洋务派知识分子坎坷的心路历程,以折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同时为研究湖南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首先介绍郭嵩焘生平的关键节点,使其本人原貌得以重现,再现其人生发展的历程,说明其早年的经历对其晚年的所思所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论述了洋务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深入分析了洋务思想形成的渊源,既有对湖湘哲学的吸收与发挥,也有对王夫之学术精神的发扬及道器观、历史观的继承。第二章交待了19世纪后半期晚清湖南社会的整体状况,展现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绅士的社会心态,官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活动与各阶层的交往,以印证郭氏的长期活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酝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教育和洋务是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教育方面,郭嵩焘首先指出了晚清湖南书院教育官学化色彩越发浓厚,沦落为科举的附庸,深刻揭露了传统教育的弊端,郭氏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倡导实学。在实学精神的引导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郭嵩焘的教育实践加快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向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化,为湖南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先导性作用,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洋务方面,郭氏的外交思想、铁路思想、贤人政治思想以及治河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洋务思想。郭氏的和平外交思想的超前性使其洋务思想迥异于其他人士；循序渐进的铁路思想体现了他在冷静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贤人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始终处于保守与开新的矛盾统一体中；既尊重规律又重视实践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他已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这些思想都是他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作为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但总体来看,他的洋务思想始终限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结论在充分挖掘材料,基本理论分析基础上给予了郭嵩焘恰当的历史定位,指出他是一位洋务派思想家、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和特立独行之人。郭嵩焘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薄到厚重的演进轨迹。他的思想趋于返本和开新之间,并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基本特征。郭嵩焘终其一生都力图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转型时代背景下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以走中西相融合的实现路径寻求强国之梦。在中西文化颉颃中完成文化现代化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所引领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道路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