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房屋销售均价偏高,与居民收入水平明显不适应,2015年深圳市除去可售型保障房的房价收入比排名第一,其房价收入比高达27.7,包含了可售型保障房的房价收入比为23.2,这意味着深圳市居民平均需要23.2个月的可支配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平米的房子,这明显不利于全体居民住房权的实现。造成如此高的房价收入比原因有很多,其中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未能建立起来是最为重要的原因。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城镇住房制度相关的文件停止了住房实物分配的方式,逐步建立了住房货币化分配的方式,并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可申请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可申请经济适用房,其他收入家庭则可购买或租赁市场化的商品住房,以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来保障居民的“住房权”。但由于市场上以经济适用房为套利手段的行为导致以商品房为主的供应体系代替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为解决这一市场失灵现象,租赁型保障性住房得以发展,但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与资本的逐利性存在着本质矛盾,由此极大的影响了保障性住房的发展。住有所居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满足人民生活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机制展开一系列的研究。本文认为建设“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住房供应机制,实现居民住房权的有效路径,构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住房投资体系。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政策的变迁;（2）运用计划开工和实际开工,用地计划和实际供应面积等数据分析了我国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保障性住房投资规模和发展情况;（3）利用住房过滤模型研究了保障性住房供给机制;（4）对比分析了商品化住房和保障性住房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基于行为特征分析,探讨了建设“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住房投资体系的可能性,并研究了保障性住房投资主体的行为选择机制;（5）从政府的定位、利益平衡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剖析了保障性住房投资主体的行为协同机制;（6）构建了保障性住房投资补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7）提出了完善保障性住房投资的对策和建议。从研究结果来看:（1）保障性住房供给机制发现,北京市住房租售比分布极平衡导致北京市住房市场价格大于房屋价值,且需加大遮蔽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量,供给量的增加不能仅仅依靠新建住房的形式;（2）强调“整合”和“协同”的“整体政府”这一概念,并构建了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利益者的协同投资路径;（3）为解决公租房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和经济组织追求利润的天然属性之间的矛盾,政府必须给予保障性住房开发商较大额度的补贴,同时政府应推动企业开发房屋配套的商业项目,以便大幅度的降低补贴额度,达到企业与政府双赢的目的。（4）从保障性住房投资的长期发展来看,政府和市场二者之间必须分工明确:政府予以政策支持,巿场直接供应并运营保障性住房。通过优化投资决策体系,投资监督管理体系,投资环境体系等要素来吸收社会资本投资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及运营,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来源途径,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加强保障性住房开发企业的质量管理,确保保障性住房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