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童年想象是伴随着“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对“儿童”的发现而发生的,在此之后,中国儿童文学逐渐走向了创作的自觉。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作家对“儿童”的书写意在传达观念,儿童的主体性未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被认可和呈现。直到1980年代,伴随着儿童文学对儿童个体成长的书写和观照,才逐步确立了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地位。1980-201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三十年,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和成熟,并在创作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观念性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与话语的干预和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显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本文将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年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不同阶段作家的精神视野和作家对儿童主体的建构为中心,从历史、文化和美学等角度考察和审视了1980年代前期、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至当下这四个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中童年叙事的差异,分析不同话语对作家建构儿童主体的影响,寻找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话关系变化的线索与轨迹。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分析了儿童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对话关系的实现途径,通过对百年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历时性考察,阐释了中国儿童文学在1980年代前未能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历史现实因素,和19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中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过程。第一章讨论了1980年代前期,在“社会寓言”构架下中国儿童文学的童年形塑。新时期之初,虽然中国儿童文学还停留在1950年代形成的文学创作模式中,但新的时代已经给儿童文学创作指定了新的坐标和新的方向。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借助于对“教育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讨论,对“文革”时期的创作指导理论以及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纠正。对于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们来说,驱除蒙昧、疗治社会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作家们在创作中,通过“师者”视角表达了驱除蒙昧、疗治社会的愿望,并借助对教师形象的塑造,寻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启蒙者”身份。伴随着对“文革”反思的深入,儿童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追求精神独立的少年、儿童形象,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儿童主体性的建构,预示着儿童文学即将脱离社会规训的束缚,走向对儿童成长自为性的书写道路。第二章分析、阐释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启蒙和成长视域下儿童文学对儿童主体意识的建构。1984年前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始由以教育性为指针向追求文学性的创作观念进行转变。在此过程中,“少年文学”概念的提出,在有效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表明书写儿童成长的主体性已经得到了作家的普遍认同。在1980年代初涉文坛的青年一代作家的作品中,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时代精神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家们既敏感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对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记忆,这形成了他们创作中的批判反思视角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开始拥有了主宰自我成长的权力。他们在对既定秩序的反叛中,在苦难之境的成长中,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体现了新时代对“人”的理解。儿童文学参与了新时代对“人”的建构,但儿童文学中儿童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仍被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生的层面加以考量,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精神特点和童年文化价值的理解则还处于认知的初期,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共识。第三章论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下儿童文学对儿童主体和文学对话关系的建构。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作家从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生产指向了市场和受众,对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儿童读者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明显向“童年本体”的方向发生倾斜,实现了由“文学性”向“童年性”的过渡与确认。由此,“童年”成为了独立的文化主体,其和成人社会文化之间平等、分立的格局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一时期,一种风格幽默的,以儿童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为主要内容的童年叙事方式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逐渐崭露头角。对游戏和童年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了作家对童年快乐生活的追忆和想往,体现了作家对儿童游戏精神的认同,还原了儿童的生活特点和精神特质,是成人理性精神与童年诗性精神的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第四章分析、阐释了新世纪初至当下,在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儿童文学对童年的书写和对童年精神的重构。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商业化写作的涌现、大众传媒的延伸、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都将儿童文学推向了新的发展空间。以营利为目的的类型化写作将儿童文学创作指向了一种模式化的文学生产路径,类型化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空间对儿童文学作家构成巨大的诱惑,是为了利益而媚俗,还是为了艺术而执着于儿童文学的难度写作,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而艰难的选择。童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面对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语境下成人文化对童年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占,儿童文学创作应该保持对消费文化的清醒认知与理智反思,实现对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结语部分认为,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发展离不开其所身处的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儿童文学书写的对象,对“儿童”和“童年”的书写投射着作家在一个时代的想象空间,反映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体现了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文化赋权。身处消费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审视和反思,我们的儿童文学正在建构和传递着一种怎样的精神价值,又该如何通过儿童文学去安放人类共同而永恒的童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