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作为一门技术,针灸既包含了物质(器物)层面的内容,其背后的医学理论又融合了阴阳五行为主体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针灸对外交流不仅传播了医术,也将其中蕴藏的中医文化播撒在世界各地,且影响了后世的“东洋医学”“汉方医学”等医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古时期,在水、陆交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唐代针灸的对外交流取得了辉煌成就,这对我们今天的中医药对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思考。唐代开明的对外政策、繁荣的文化交流以及较为完善的医学教育机制,为唐代针灸的对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唐代的中外医学交流,史学界早有研究且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它属于历史学门类、中国医学史学科。目前对唐代针灸对外交流的研究以集成性史料研究为主,但把该问题放置文化视域中,并从中医学学科特点入手深入分析此问题的研究较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运用文献学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透过中医文化学中的哲学视角,对唐朝针灸对外传播的条件与特点、东传与西进的比较、针灸传播与中药传播的比较、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等问题系统深入分析。此外,还对“针灸印度起源”说进行了评述。方法:一是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以官方史料为主要依据,全面考察了医籍序跋、传记、律令等文献资料,综合运用版本学、训诂学等文献研究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唐代针灸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况。二是将历史与文化相结合,联系中医学学科特点,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历史史料置于时代环境、社会文化、地理风情、宗教哲学等背景之下,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中医针灸中的“腧穴”“经脉”等概念有着鲜明而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其文化魅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大量文献、文物有力地证实了针灸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医药文明的伟大贡献;唐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唐代针灸医学的进步是唐代针灸对外交流繁荣的基本条件;唐文化的“向心力”是域外使者来华的主要动力,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唐使者远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强大支撑,唐文化的繁荣是唐代针灸对外交流繁荣的内在原因;对外传播主要以医学典籍为媒介,以文化需要为基础,更多地在“汉文化圈”进行传播;唐代针灸对外交流对宋代针灸对外交流影响极深,并对当代中医药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结论:综上,唐代针灸对外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从传播的规模、内容、影响等方面说来说,日本、朝鲜半岛是交流程度最深、受益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与中药对外交流相比,针灸的对外交流更便捷、影响也更为深刻,在当代,针灸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优势更明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加快,本研究为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据。现代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应该在注重“技术先行”的同时,借鉴唐代“文化先行”的经验,将儒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针灸医学对外交流的重要依托,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