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改革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作为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商业银行改革自然就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金融系统中积聚了大量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银行系统大量不良债务的积累可能引起的银行兑付风险；二是，前几年形成的股市泡沫不能维持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第三，是在改革利益结构调整中由于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因此，商业银行的改革目的就是如何降低和化解大量的不良债务的积累可能引起的银行兑付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和风险，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即产权制度改革，由单一的国家所有体制转变为股权多样化的股份制，即银行的产权改革；第二类即加强监管，避免银行进一步承担过度的风险，从而加重整个体系的风险。 银行体系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提高银行经营的效率和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证明，首先，所有制形式至少不是决定银行经营效率的最重要的变量，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银行，都有可能取得更高的经营效率；其次，银行的产权改革其目的是针对在国有银行中不完善的激励机制进行改革，通过明晰产权所有人来提高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提高效率的激励，并同时硬化以往政府对银行所有权中的棘轮效应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三，银行产权改革并不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这就是银行的产权私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的根本原因；第四，针对激励机制所进行的产权改革，或者说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产权明晰、风险自负的问题；第五，从目前各国所进行的银行私有化改革的实践来看，私有化的路径似乎对改革的成效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从银行的产权私有化开始。银行产权的私有化意味着银行的资本所有权由以往的政府所有转为由私人所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权的初始配置，使得原来的公共资产至少在名义上有了明确的产权主体。资产有了明确的产权主体的资产，就会得到更多的关爱，从而具有更高的收益。这是因为对资产的所有权使得产权人具有剩余收益的所有权，这就为产权人提供了激励去获得更高的增值收益，这就是私有产权在提供激励方面的优越性。 银行私有化改革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业的整体产出、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风险则体现为资产收益的外部性。提高产出需要将资产配置给最具有经营能力的人，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需要产权人具有某些来自于外部的约束力来降低其过度承担风险从而提高资产收益的动机。因此，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将银行的资产以某种方式初始性地分配或者出售给某些私人或组织，首先是因为初始性的资产配置很难保证这些资产能够一次性地实现资产的最佳配置，即这些资产能够在初始配置中被最具有经营能力的人获得;其次是因为，当这些资产一旦被明确的利益主体所拥有，剩余收益的索取权会激励这些最具有经营力的人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资产的外部性最小，因为外部性的降低自然也就会降低资产的收益，在银行经营建立在高负债的基础上时则更是如此。 因此，银行资产的初始配置仅仅是银行的私有化改革过程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之后是否能够通过私有化改革来实现提高银行收益水平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则是有着众多的前提和条件的。 首先，改善产权初始配置低效率的方法是通过产权市场的产权交易来实现产权的最佳配置，这要求产权必须是可以分割和自由转让的。其次，即使在产权明晰的安排下，产权私有化也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的原因是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单纯的所有权安排无法解决委托一代理问题。第三，在不存在存款保险的情况下，银行资产的潜在风险由债权人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债权人和股东为了保证自身资产的安全性，具有约束经理人承担过度风险的动力，但是当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债权人和股东的这种动力就会降低，高杠杆经营方式下，经理人很难自觉产生风险约束的动力，这是就很容易出现风险溢出的情况，这就有必要对产权人的产权进行必要的约束，这就是对银行业的管制和规范。 由此可见，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银行经营激励机制、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目标的风险约束机制，这些方面共同影响着私有化改革的效果。产权私有化的效率依赖于制度而制度则内生于私有化过程。私有化的效率是私有化过程中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内生变量，保证私有化产生效率的前提是对产权的有效率保护，对产权的有效率保护制度内生于私有化的过程。一方面，经济活动中的规则和制度使得银行的经营活动受到正确的激励和约束一保证银行既有提高效率的正激励，也面临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外部约束，但另一方面，银行所受到的激励和约束也来在自于各种交易中与交易对手的博弈结果，这些交易中所产生的一些习惯性的做法也会成为银行经营活动的约束力量，因此，私有化的制度约束又内生于私有化过程本身，因此，私有化的路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