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随之扩大,大量位于城市边缘区的设施以及多元化的设施进入到城市规划区内,城市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NIMBY(Not In My Back Yard)邻避设施,即对社会有利却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心理、荣誉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再遭到反对,“不要布局在我家后院”,居民不愿与之为邻的设施。由于邻避设施效益全民共享,而风险却由邻近居民承担的“利益—风险”时空错位分布特征,使得城市中面临着日益频繁且激烈的邻避冲突。解决邻避冲突的关键在于两方面,其一为解决”效益——风险”的时空错位分布;其二为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风险认知。为了正确了解公众的邻避设施风险认知,笔者团队于2011年10月和2013年10月分别在江苏常熟市和安徽天长市进行了邻避设施风险认知问卷调查,对心理不悦类、污染环境类、风险集聚类邻避设施的可接受度进行了调查,构建了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的模型,并分析了诸要素间的相关性;并于2014年在南京市通过深度访谈和现场踏勘的方式调查了心理不悦类、污染环境类、风险集聚类三类典型的邻避设施——殡仪馆、高架桥及加油站等三类典型邻避设施,分析了其邻避设施的空间效应。研究内容如下:首先从风险的角度分析邻避问题,构建了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感知有用、感知风险、政府信任、程序公正、合理补偿、公共参与”对风险可接受度不同影响的6个假设,得出了不同要素对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影响的重要性及路径系数,并通过区域对比发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地区对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关注点的异同。其次,为了分析邻避设施的空间效应,选择了房价作为因变量,运用特征价格法模型来分析邻避设施影响范围内“距邻避设施的距离”对房价的影响,定量表征了邻避设施的空间效应。在此技术上构建了克里金空间插值法模型,使得邻避空间效应的表达更为直观。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首先,风险成因不同,心理不悦类、环境污染类、风险集聚类不同类型邻避设施的风险可接受度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案例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风险可接受度模型,不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力存在差异。除了认知特征外,认知主体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居住地等状况也会影响公众的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其次,在空间上,不同类型邻避设施依据自身风险源的体量特征,在物理安全空间、实体影响空间、心理安全距离共同作用下,在近邻效应和轴向效应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同心圆型、带型和斑块状邻避空间,在GIS地统计方法克里金插值法计算下,得出了邻避设施空间效应随“距邻避设施风险源的距离”的增加而表现出减弱的趋势。再次,在研究邻避设施的风险可接受度的基础上,应从时间、主体、管理三维断面上的进行邻避设施综合专项规划的编制,以规避邻避风险。本论文的框架结构在于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的基础上,进行了风险可接受度的模型构建,进而分析了邻避设施空间效应的演变规律,邻避风险的规避,最后得出了结论与展望。本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之一在于从风险的视角来研究邻避问题,将公众的风险认知作为确定邻避设施布局中的重要要素来考虑,将极大的促进城市规划中邻避设施的布局;其次是对不同类型邻避设施的空间效应扩散规律进行了探索,为邻避设施在城市中的布局以及补偿,特别是邻避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藉邻避设施的改革和创新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巨大进步。然而论文也在数据精度、获取方式及案例地的选择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问卷设计中多个不同类型的问题放于一起调查,影响了问卷调查的精度;案例地南京市的问卷调查尚未准确获取;案例地区由于发展阶段所限,对邻避设施的认知不足,也影响了分析结果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