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普遍的文化景观与文化表达,其鲜明的特征就在于图像逐渐成为文化主因,并被作为基本表意符号和主导方式来传递信息和解释这个世界。置身图像时代的语境下,图像似乎早已高度世俗化、审美化乃至娱乐化。然而,这远不是当下中国所有社会成员视觉实践的全部。在宗教信仰活动于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的藏族群体中,围绕着图像与观看的一系列视觉实践还渗透着神圣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以拉卜楞及其周边地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地区作为田野点,因其二者在安多藏区可谓是藏传佛教艺术诸如塑像、唐卡、壁画等主要的生产地和流通地,且社会交往频繁。本文把此地域内信奉格鲁派的藏族家庭佛堂作为研究的特定空间场域,将其中的视觉图像如塑像、唐卡、照片作为主要的视觉分析文本,尝试以视觉文化理论为基础,以阐释人类学理论和仪式理论为辅,来构建一种分析的框架坐标,将传播学、宗教学和艺术学三种学科视角进行融合交叉,来达到跨学科多维度研究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目的。本文依循人类学“自下而上”研究路径,尝试从普通的藏族家庭和个人入手,通过田野作业来参与并观察普通藏族群众围绕家庭佛堂图像而展开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考察他们如何使用、活化塑像、唐卡、图片等图像,发掘藏族普通群众作为佛堂图像运用的主体,在图像观看实践中隐藏的视觉模式,以及在图像意义赋予和与图像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图像的意义和观看的方式。所以本文首先从空间入手,阐述藏族家庭佛堂在藏族日常居住空间中的分布状态、呈现形式,逐层剥析其空间意义,并强调这一特定空间的神圣之处。然后对藏族家庭佛堂里常见的图像按照介质的不同,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在此基础上逐次加以分析、探讨了不同介质的图像在藏族群众宗教生活中的定位。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分类的表层之下,更值得挖掘和思考的是这些纷繁复杂的图像如何按照隐藏的供奉格局共同寓居于佛堂这个空间,这些图像究竟在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这种功能认定不是从宏观意义上自上而下的简单赋能,而是来自对藏族群众日常生活微观视角的洞察。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存在着多重的内涵,既可作为圣物在日常宗教仪式中进行展演、膜拜,又可充任视觉媒介,促成各种层面上的交流与互动,还兼具艺术的美感,涵养着藏民族独特的审美气质。并且,这三种特质在藏族群众的图像运用中和谐共存,融为一体。图像的命运就在于观看,观看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深受特定文化的塑造与建构。视觉文化的关键就在于探究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图像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对应关系。不同的视觉观念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视觉经验、视觉传统和视觉惯例。特定的文化语境必然会形成一套稳定支配性的观看模式。藏族群众在家庭佛堂图像的视觉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观看范式,包括见即解脱、凝视和观想,与此同时也相应发展出了对观看的诸多规训,形成了种种观看的禁忌。视觉文化研究不仅关注具体的视觉形象,还要求审视身处具体文化的群体,如何以主体的身份和视角赋予他们所见之物以意义。本文将图像从静态存在还原到活态行为中,进一步分析藏族群众在佛堂视觉实践中,对图像进行意义的生产、解读、活化,并如何与这些图像进行交流、互动。最后,本文试图将空间延伸开来,因为佛堂并不是封闭隔绝的,而那些图像也不是只封存在这一空间,它们还随着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流转到了佛堂以外的空间。这些以唐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图像,当它们走出原本容身的家庭佛堂、寺院这些神圣空间,进入展厅这类现代公共空间后,其观看机制包括观看空间、观看主体、观看模式以及图像内涵,也随之发生了重构。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三个结论。首先,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具有宗教圣物、交流媒介和审美艺术这三面融合为一体的特质。虽然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在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功能,其供奉格局也在普遍性上基础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但概括而言,藏族家庭佛堂图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不仅是美学意义的,而且也是宗教学以及传播学意义的。其次,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观看带有神圣性。藏族群众对佛堂图像的观看更切近于“观瞻”这种带有神圣性质的视觉行为,这种观看不仅可以作为理解当下各种世俗观看的参照物,更是可以将其形成“地方性”的“观看知识”,在不同观看实践之间展开对话。最后,藏族作为家庭佛堂图像仪式和阐释的主体,并不是固态的刻板的角色。相反,充满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多样性。在遵循主导性的宗教义理外,他们也以自己的经验解释、激活眼前的图像,赋予它们个人化的意义解读,是佛堂图像意义的再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