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诞生于现象学后,接受理论前,历史上有两大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和本体论转向。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标志着阐释学本体论研究的真正确立,为伽达默尔发展哲学阐释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诠释学理论开始自觉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哲学阐释学的三大核心概念:前理解、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向人们展示了文本意义开放、动态的一面,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翻译观的质疑,为文化派和解构主义思想革命埋下了伏笔。文化派强调译文在目的语境中的影响,认为译文可以脱离原文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解构主义试图通过“互文性”模糊原文与译文的界限,甚至认为译文决定原文,以彻底颠覆传统译论中二者的主从关系。由此,两派提出一些激进的观点,如:一切翻译皆误读;翻译无标准;任何文本都已经是“译文的译文的译文……”等等。反对者们批判二者的极端主义,同时将矛头指向诱发这一革命的哲学阐释学,认为它彻底否定了文本本意及作者本意,伽达默尔的思想也终会陷入不可译论的俗臼。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出发,比较分析中国传统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的三个英译本,检验哲学阐释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效度,力图为哲学阐释学三原则与误读、复译及解释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寻求合法解释,理清原来混淆、交叉的概念,试图描述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索翻译的本质,重释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本文第一章引入哲学解释学,介绍伽达默尔的重要思想,分析其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二章简要介绍文本《黄帝内经·素问》的主要内容、行文风格、翻译史及传播史。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详细分析它的三个英译本,考察三个译本所呈现的多元、误译等现象。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反观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第三章评价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的价值及局限,对其进行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