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走向非洲先后经历多个阶段,在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呈现出全面、多元化发展,而企业是农业走向非洲的主要主体,其在非洲一方面学习着西方组织模式和国际惯例以适应全球化,另一方面保持着"中国特色"并在与他者互动中适应当地环境,但这些实践遭到西方的污名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研究较少而导致对话困境。受费孝通先生类型比较法的启示,本研究以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对两个在坦桑尼亚的由中国农业企业承担的援助和投资项目进行田野调查,并借助组织适应性框架从外部适应、内部适应和战略适应三个层面分析农业企业在非洲的适应过程。从外部适应来看,农业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策略体现为一体化和本土化,实践中由于区域环境差异,企业的策略从一体化转向本土化。尽管本土化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在当地运营的合法性,但本土化程度过高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整体协同。因此,企业在本土化实践后积极同母公司进行知识分享,其话语权得到提升,又重新嵌入到母公司的网络中形成"双元嵌入"。从内部适应来看,人力资源管理与劳资关系的整合是关键,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两种主要的治理方式。实践中企业单纯依靠契约治理遭到雇工的各种抵抗,进而关系治理被用来消解冲突。在此过程中,非洲当地人的契约精神、"大家庭"理念和工会的制度设计得到中方认同,中方的人情伦理以及融入当地文化的实践得到当地员工认同,劳资关系有所改善,推动企业内部系统良性运转。从战略适应来看,农业走向非洲强调互利共赢。援助项目中企业的商业功能改善了项目的可持续性,且国家与企业、专家之间形成协同。在投资项目中,企业的公益性体现为社会责任,其不仅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隐含契约的履约,而且是国家对非话语的重要实践。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的适应过程是组织学习不断升级的过程,企业从单回路学习上升到双回路学习,最终形成二次学习,其适应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最后,西方媒体对在非中国农业企业的污名化体现了西方缺乏对中非农业合作独特性的足够认知。西方发展援助强调结构性干预,而中国援助奉行不干预政策,发展有效性体现为经验的持续分享,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量力而行,进而产生了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模式,以企业为主体的援助和投资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体现了中非农业合作的独特性。同时,我国农业"走出去"的地区多为类似非洲的不发达地区,需要"有为政府"来推动发展,进而中国政府可以发挥"有为政府"的制度优势来支持中国企业更好地"走过去"。因此,企业与国家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成为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