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的一种特殊断狱方式,又称“经义决狱”。具体而言,是指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针对法无明文规定或适用法律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疑难案件,以《春秋》、《诗》、《书》、《易》、《礼》、《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故事、经文以及经义为指导思想,来进行审判的特殊断狱方式。因其在中国传统法律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法史学者较为重视,相关著述颇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历史作用及其评价等几个方面。但前人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而言,总体较为分散,而且多是价值层面评述性的阐述。本文从“春秋决狱”的内涵、成因、断案原则、断案依据、法律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等角度出发,拟对“春秋决狱”这一断狱方式重新梳理和审视,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决狱”这一特殊司法活动各方面的考察,进一步增加对我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了解,以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认识。本文共分五章。第一部分阐述“春秋决狱”的内涵及其成因,分两个层次。第一、概括“春秋决狱”的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法无明文规定或适用法律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疑难案件,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进行审判的特殊断狱方式。其目的是使司法审判不违天理人情,其实质是在处理疑难案件的司法过程中,依据儒家精神,对法律进行限制或扩张解释,使法律的适用符合天理人情。第二、从中国哲学的价值追求、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的角度阐述“春秋决狱”的成因。首先,儒家追求“无讼”;道家追求“无为而治”;甚至尊崇法律至上的法家制定的法律也不泛伦理道德因子,因而,中国哲学的价值追求决定了法律的从属地位。其次,“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与广泛传播,使人们不自觉地把“礼”当成一种约束自己和他人言行的统一行为行规范。这使得“春秋决狱”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另外,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治国思想发生变化,法律制度也要随之而变,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春秋决狱”应运而生。第二部分论述“春秋决狱”的断案原则。学界多认为“春秋决狱”的断案原则为“原心定罪”的动机论,对此,作者认为有失偏颇。进而,通过相关案例的分析,论述“春秋决狱”的断案原则是“本其事”、“原其志”。一方面,“本其事”是指重视案件事实,以事实为依据谨慎审判,其更深刻的内涵在于,考察案件事实时,不能仅看事物的表象,而应该透过表象在分析案情原委的基础之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准确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另一方面,“原其志”是根据犯罪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志”为人之本质心性,包括行为人的所有主观心理特征,并非单指动机。“本其事”、“原其志”二者缺一不可。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即:在审判时要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并以事实为依据,同时,分析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及行为动机和目的等,然后判明案件的性质和情节,据以裁断。第三部分以案例为依据论述“春秋决狱”的断案依据是儒家经义。作为“春秋决狱”断案依据的儒家经义有三个方面:第一,“君臣之义”。包括“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诸侯不得专地”以及“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等。第二,“父子之情”,主要有“父为子隐”、“子不报仇,非子也”。第三,其他儒家经义,如“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大义灭亲”、“诛首恶”等。笔者以为,“春秋决狱”这种司法实践活动,一方面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要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统治者主导的价值观念。第四部分论述“春秋决狱”的法律思想。“春秋决狱”反映的法律思想可概括为轻刑思想、情理与法律的和合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轻刑思想”来看,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儒家的人文主义学说。“春秋决狱”的轻刑思想表现在其断案原则和断案依据上,“本其事,原其志”的断案原则以及作为断案依据的儒家思想在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产生了轻刑的效果。另一方面,“春秋决狱”体现了情理与法律的和合,从“法律与人情相合”与“法律与天理相合”两个角度来论述,得出“春秋决狱”旨在利用儒家经典作为灵活变通的办法,在情理与法律之间寻找平衡,实现法律与情理的有机结合。第五部分阐述“春秋决狱”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来探讨。在立法上的影响,主要从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在刑事立法方面的影响来考量,得出“春秋决狱”对后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成熟,对中国传统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司法方面的影响,从律学、礼法关系以及司法队伍三方面来探究,得出,“春秋决狱”促进了律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加快了司法实践中礼法结合的进程,促进了司法儒家化;“春秋决狱”审判方法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