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与追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以年均9.8%的高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及废弃物和污染物不加节制的排放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并逐步演变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并积极致力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全新思维模式，全面开启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政策与实践探索进程。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特征，不仅能够为正确认识并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污染物排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现实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提供理论与经验参考依据，也能为中国政策当局优化未来经济环境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进而加快推进中国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程。首先，论文研究依照“文献梳理-机制分析-现状考察-理论建模-结果分析-政策建议”的分析脉络展开，对研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机理、模型与实证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系统分析了当前文献在模型设定、研究视角与定量分析中存在的不足。其次，对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理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基于我国样本数据对当前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考察。论文基于一个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进行测度显示，大部分省市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处在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区间且各省市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变化并不明显，经济发达地区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普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第三，论文构建了一个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首次从总量排放与生活排放的角度，并以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污染物排放代理指标，对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典假设——EKC曲线假设进行了再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总量排放方面，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存在正向显著的空间效应与动态效应。其中空间效应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竞次”现象，即一个地区以高碳排放模式发展，周边地区会进行模仿。进一步的倒“U”型曲线拐点分析得出，当前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KC曲线关系仅在拐点左侧，跨过这个拐点的可能性非常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保持或将长期保持近似的线性正相关关系。（2）生活排放角度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活碳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正“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各省市收入水平均已跨过拐点，与碳排放也呈现近似的正相关关系。第四，论文首次采用BM生产率指数测度环境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固定资本存量区分为国内固定资本存量和国外固定资本存量（FDI存量），分别研究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基于中国1998-2011年的数据分别测度了整体和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国内固定资本投入、FDI以及环境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显示，样本研究范围内，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国内固定资本投入、FDI以及环境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33%、3.67%、48.1%、18%和25.9%。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国内固定资本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驱动，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限，经济增长对环境消耗依赖程度较大。分地区统计表明，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大于其他两个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大。第五，论文首次结合BM方向距离函数、非径向DEA模型以及Luenberger指数的特点发展了一个环境绩效测度模型，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化水平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的地区工业经济数据研究显示，中国地区工业环境绩效水平以年均4.1%的速度增长，其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工业环境绩效增速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个最发达省市的工业环境绩效的年均增长幅度最大。三种环境污染物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粉尘，且三种污染物处理对工业环境绩效增长的贡献相对均衡。不同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及其分解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效率增长速度并不优于中西部，甚至略低于中部。最后，论文遵循“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线，对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环境治理政策进行了考察，并结合论文研究结论，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