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而言，任何新文体的产生，除了其自身合逻辑的演变因素之外，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原因。晚清中国，内忧外患，社会矛盾丛生，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为了挽救民族的颓势，一批先觉者主动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开始倡导以“开民智”、“塑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活动。由于报刊传播知识和信息，进行舆论宣传的价值功能，晚清启蒙者非常重视报刊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于是创办报刊搭建宣传平台便成为他们实现启蒙目标重要的方式，由此确立了他们“报人”的身份。同时，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新学和新思想，他们努力变革语言形式，用“言文一致”的通俗化语言替代僵硬晦涩的文言，结合报刊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新文体，这种与现代传播手段密切连接，语言明白晓畅，负载思想宣传责任的文体在晚清民初盛行一时，成为当时文人写作一种主要的文体形式，其影响波及到五四以后的散文写作。梁启超、章士钊、黄远庸是采用新文体写作的极具代表性的报人。梁启超在晚清倡导“文体革命”的同时首创“报章体”，为新文体建立了基本范式。此后章士钊在民国初年根据报章体的特点创造出具有明显辩证说理特色的“逻辑文”。与此同时，职业记者黄远生又创设出了与报刊的出版规律结合更为紧密的形象生动的“通讯”。作为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出于宣传的需要的一种言说方式，报章文，逻辑文和通讯同出一脉，有着相同或近似的价值取向和文体特征，构成了晚清民初新文体写作的丰富样貌。新文体以雅俗共存的语言形式、情感奔涌的说理方式、严密的逻辑推理思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打破了传统的言语格律，树立和传播了全新的时代主题。它所内含的价值意蕴不仅表现在文体方面的革新，而且也标志着晚清民初启蒙者对于报刊以及自身价值的认知与确立。新文体在晚清民初社会变革的舆论准备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其在中国文学转型时期富有开创意味的文体形式也为五四新文学的文体创造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值得珍视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