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遭遇共时性存在的掣肘:前现代的阴影一直存在,后现代的文化趁虚而入,与现代性文化相互交织、芜杂。研究者所进行的古今中西范畴的教育现代性比较,忽视了人的生存秩序问题这一时代的生存在体性悲剧问题,而从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哲学视角去探究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史,可以为探究教育现代性发展的解困之路提供一个可能之路。在现实境遇上,同质化的乡村共同体被打破,经济导向的发展让乡村日趋陷入市场逻辑,现代性的乡村文化内里尚未形成,这为思考乡村教师在问题乡村中的所为、何以为、如何为提供了清晰的社会背景。同时,通过记叙论者与父亲两代乡村教师的生活史,继而去思考其他乡村教师在传统与现代交替处的安身立命问题,论者力图将学术使命与重大的现实社会主题相结合,适应当下乡村教师研究中的质性研究的趋势,聚焦于王庄这一小型社区,将微观研究与整体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数位王庄乡村教师的生活史,本研究最终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即乡村教师如何在农村这一场域内生活的?它的生存境遇、生存哲学是什么?这一探究在研究对象上,涉及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线是王校长,暗线是其他教师),在研究维度上涉及纵横两个方向:纵向是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国家的关系,而横向是以知识、道德、私人生活(以精神生活为内核)等这些构成人生归属(以身份认同为内核)和意义世界的问题为维度。全文以现代性下的国家-社会理论为理论工具来逐步展开。在知识构成上,王庄乡村教师异化并匮乏的本土知识、动员式的政治知识、半吊子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相互掣肘的知识关联,让王庄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陷入悖论式的误区;在知识价值上,乡村教师在乡村权力网中处于很尴尬的位置,既没有因知识而获得地位,也没有因能代表国家发声而被有所敬重,知识让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与乡村政治区隔开来,他们往往成为底层社会反抗权力、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替罪羊。知识是营生的手段,却在营生中成了自己生活的目的,更糟糕的是,知识成了自我反动的手段,也成就了疏离自己生活的目的。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忽视了以上乡村教师知识的现状和泥土特征,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需要回到每个乡村教师的生活经验,从精神气质的内里找到乡村教师知识现代性转型的温差与温度。在道德体验上,圈子与面子共同构成了王庄乡村教师生存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从基于人伦的圈子到基于经济、权势、实利性、实用性的圈子的变化,王庄乡村教师在乡民中的道德期许降低了,乡村教师成了“有文化的农民”,与其他人一起从道德的宗族约束中脱离开来,关于善的问题局限在了自己的私人世界和私人圈子。面子在当下乡村已经部分失去了约束力量,而乡村教师仍然信奉并坚守着这份传统,“半熟人社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下的乡村,一个人可以逃离这种道德的谴责,这对乡村教师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此外,传统意义上抚慰乡村教师心灵的耕在乡土、读在乡校的文人精神气质及道德境界失却了内在的联系,两者之间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紧张感。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中,王庄乡村教师一直在公与私之间游荡,或者是一种在国家思想动员下,放弃自我的宗教式献身,或者是一种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礼与孝上,乡村教师仍在努力维持着村庄的道德秩序,但从本质上来说,多数都属于前现代式的道德实践,并杂糅着现代社会的利益纠葛。在国家主导的共同体脱嵌与乡村共同体的破碎下,乡村教师面临着道德的孤独感和内心道德体验的紧张感和矛盾感。这种孤独与矛盾让乡村教师的道德体验变得虚无,更在自我解释上变得模糊不清。私人生活是乡村教师最本真的样态。在家庭(包括婚姻、家庭伦理、家庭空间)、信仰以及意义追求上,国家隐藏在教师的私人生活背后,变成乡村教师做人做事的“耳语者”。国家在全面退出农民私人生活,却在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很大位置,同时,教师囿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与公共活动之间并没有连通,是一种无公共意识的“私人主义”。消失又存在的传统、存在又模糊的现代,拉扯撕裂着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国家、社会、个人在私人生活上的复杂关联让乡村教师深感焦灼,这一切让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被捕了”。乡村教师失去了支撑其生命意义的价值锚定,只能通过精神的自我修养来获得心灵安抚,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悖论式生活策略正是心灵失序的接受性选择。最终,对美好婚姻的渴望,成了乡村教师在困顿中最后的自我心理调适防御机制。作为结论与展望,论者最后从乡村教师生活的当下时代背景入手,描绘出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下紧张的教师形象。这种紧张关系背后,揭示的是当今时代的世道人心从同构到异构的结构转换:从知识、道德、精神世界三者的圆融同一,统一和谐(人心即世道)到知识、道德、精神世界的异构,甚至冲突(人心失序)。乡村教师在知识、道德、私人生活(以精神世界为核)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矛盾的身份认同,并且进一步而言,知识、道德、私人生活这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异构的关系,这种矛盾与撕裂,共同造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面对如此境遇,许多乡村教师或者成为不相信一切、善恶是非判断没有内在道德尺度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卑微的个体生命意义寄托到如洪流般的宏大民族命运中、融个人“自我”于共同的民族“自我”之中的国家主义者。乡村教师的发展从此就有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特点:它与启蒙完全背道而驰,有着现代性的外在样貌,却没有现代性的精神内涵,有着自我颠覆的必然性。儒学具有安抚人心的功用,但要求贯通这种个体的心性修养与社会政治治理,己失去了社会结构存在条件。假如说西方的人心失序来自于启蒙所许诺的理性的破灭的话,中国当下的人心失序则在于没有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区分开来,在于理性的、非情感性的公共领域的缺失。重拾人心,还需要从人生活的政治性开始。乡村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能在发展乡村政治现代性上,在塑造乡村共同体上,有着潜在的群体优势。首先,从教师个人来讲,需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素养。其次,在学校内的空间维度上,乡村教师要创设学校共同体生活。再次,从村庄知识人不同群体的关系来看,要积极促成乡村知识人小共同体,继承并发展以村庄名人、村庄历史、村庄传说、民间故事、民谚俗语、礼节庆典、族谱庙宇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存在的乡土文化,共同修补乡土记忆。最后,创设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和鼓励社会力量进入乡村,与乡村教师联合进行多元化的乡村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