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城乡经济、文化领域不平衡的现状,国家提出“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在国内外遍地开花,开展的如火如荼,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情况展开了诸多探讨。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学者对视觉文化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不过目前从视觉文化领域对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空间的研究较少,艺术乡建的研究过于集中在艺术家的具体实践而忽略了对观看或者视觉性问题的讨论,相关的案例研究也集中在部分内地的乡村地区,对发达地区乡村的关注度较少。因此本文从视觉文化和艺术介入的相关研究出发,聚焦深圳乡村,结合艺术介入的视觉生产者和视觉表现,分析视觉观看及视觉性建构的相关问题。深圳地区艺术乡村实践的视觉生产者的主要构成主体为政府机构、村委、艺术家及村民,政府机构及村委主要给予宽松的政策支持及资金支持,更像是支持者、监督者与决策者;艺术家在艺术乡建中也担任多种角色,例如发起者、创作者和组织者;当地的社区居民则更像是政府机构和艺术家的辅助者。通过对艺术实践生产者的关注,发现深圳地区艺术家们不断群体迁徙现象,并结合深圳地区乡村案例归纳了艺术介入乡村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多元联动模式三个不同模式,并从中发现不同角色关于艺术生产的话语权争夺问题。然后笔者结合案例从艺术展馆、艺术家工作室、公共雕塑、墙体艺术、公共设施等维度论述深圳乡村空间艺术介入的视觉表现。最后,在视觉文化视域下,主要基于W.J.T.米歇尔的“图像理论”和马丁·杰的“视觉制度”对深圳艺术村落的视觉性进行探讨。首先,由艺术家主导的视觉建构中,通过透视制度的运用,对观看者进行视觉艺术的肉眼刺激,达到视觉吸引的目的。并通过对立体主义、视错觉原理的应用,表达对理性主义的反抗。其次,政府主导的艺术展馆呈现出“艺术至上”的视觉特征,并通过对建筑物和景观物的规划建构出理性的秩序感。通过对“自然之物”的堆积与拼贴,达成对观看者的“视觉说服”。最后,在图像化的时代,影像生产者可以通过视觉技术的运用完成对乡村景观的选择性呈现,完成对观看进行艺术村落的地方意象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