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显是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中叶的朝鲜文人,他存诗一千多首,收入《陶谷集》。他不仅是朝鲜后期一位重要诗人,更是一位卓越的诗评家。李宜显诗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其诗歌理论与创作存在较大的矛盾性。李宜显论诗以“性情之正”为旨归,力图维护“载道明理”的诗学观,而其创作则重在表现“性情之真”,鲜少载道明理的功利之作。这种矛盾性彰显出这一时代朝鲜文学思想的过渡特征。17世纪中叶是朝鲜诗学处于转捩期,早前传入的复古论与此时新进东传的重情论发生冲突,朝鲜诗家对两者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调和,形成了半岛极具民族性的诗学观点。李宜显的诗学观呈现出“载道”与“性情”的冲突,而其创作与诗论的脱节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转折时代朝鲜诗风的独特风貌。17、18世纪的中朝两国都处于时代转折的节点,汉诗学受两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发生转变,朝鲜汉诗学素来深受中国汉诗的濡染,我们藉由考察这一时期朝鲜汉诗风貌也能管窥中国诗学的新动向。这一时期,两国主要通过书籍进行文化交流,而中朝鲜燕行使者则在两国书籍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燕行购入大量当时中国盛行的诗文集,尤为偏重本国文化认可的文学典范,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的诗学动态进行品评。李宜显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列朝诗集小传》的购入使得钱谦益的诗学思想在朝鲜得以广泛传播,进而影响了一大批朝鲜诗家,明末清初颇具影响力的诗人王士稹的诗集由他最早购入朝鲜,在清诗东传的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李宜显不仅是中朝两国诗学互通兼融中的文化使者,更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诗评家与诗人。他崇奉载道明理的诗学观,同时又吸收了中朝两国前贤诗学思想中的重情论,因此李宜显诗歌理论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矛盾性,这透露出他调和复古论与重情论的努力。需要重视的是,李宜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呈现出不协调的样貌,其诗论偏向于复古一派,而诗歌实践则倾向于重情一路。严迪昌在论述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情形时指出:“实践往往跟不上理论主张”,而李宜显则是理论跟不上实践,这是其师承交游与当时的文学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清之际,以“性灵说”为代表的重情论东传朝鲜后受到早前传入的复古论以及义理诗学观的抵制,其曲折的接受过程更说明这一时期朝鲜诗学中复古论与重情论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也是诗风转变节点上的必然现象。综上而言,本论文以李宜显的诗学思想为考察焦点,探究了其诗学思想的渊源及特征,进而探查了朝鲜转捩时代的诗学风尚,对中朝汉诗体系的联系与各自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