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不确定性始终是国际直接投资者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投资者与政府关系的复杂化，所改变的仅仅是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方式以及影响程度，而不涉及这种不确定性的源泉。从本质上说，只要经济的疆界与政治的疆界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就有存身之地，就会以其政治性、非连续性、主观性、差异性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对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构成关键性的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归结为东道国政治系统与母国经济系统延伸(直接投资)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笼统讨论某国政策不确定性的状况，甚至基于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具有特殊的政策稳定性方面的含义。因为决定东道国政策不确定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是该国相关政策之政治过程的开放程度，至于该国整个政治系统是否采取了民主的组织形式，倒在其次。　　对于投资者来说，政策变动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比政策的实际变化更为重要。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如果信息对称、市场完全竞争，同时政策变动的影响范围波及所有行业的所有投资者，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不值得投资者予以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上述均衡条件不可维持。　　国际投资行为将这种状况推向了极致。在政策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多期博弈来确定东道国政府政策信誉的努力，实际上会误导其投资行为。那些最简单的原则——对东道国政府反常政策变动立即实施与之相对应的惩罚——往往也是抑制政府政策变动的最有效工具。从长期看，如果东道国发育了一个外资可参与的、完善的公开政策市场，那么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将可能由于政策本身的内生化而逐步消失。　　跨国公司在实践中彻底消除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直接投资者仅仅能够对之实施一定程度的管理。风险管理的前提是有效的风险识别。虽然可供选择的风险识别途径甚多，但是真正有效的识别，必须基于企业、甚至项目自身的特点做出。当风险确定之后，企业可以选择通过外部市场分散风险(各种商业、非商业保险)，也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特殊的管理安排应付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不同管理措施的成本各不相同，跨国公司需要依据自身的风险暴露状况做出相应安排。　　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行为来研究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独特的标本意义。中国没有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稳定政治、政策环境的历史。四九年之前频繁发生的对外战争、内乱以及五十年代初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基本政策，曾经对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造成致命的的影响。当中国在八十年代重新对直接投资者敞开大门时，新的政策承诺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信誉。这一时期国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直接投资者的政治风险预期。1989年的事件更似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验证了此前的悲观观点。然而，事态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1992年之后，中国的外资流入量迅猛增长，九十年代中期，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几乎成为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无论是着眼于每年的直接投资流量，还是着眼于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领域中所占的份额，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都陷入低谷。新千年之后，外商再次掀起对华直接投资的热潮。到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政策的不确定性至少是导致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本文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解释，我们认为:中国外资政策之政治过程的封闭性，是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存在较强政策不确定性的根源。在八十年代，虽然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历史的路径依赖”(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实际上已经割裂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赋予政策以信誉，但改革开放政策仍然无法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九二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最终入世，相当于增加了政策变动的内在、外在约束。这些约束并不涉及本文所关注的以公开政策市场为标志的政策内生化问题。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与若干重要外资来源国家、地区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轻而易举地对在华外国厂商造成了重大影响。未来如果国际关系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外国投资者仍将有理由认为自身会被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从长期看，东道国外资政策基于效率、策略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东道国政府、母国政府、“民族产业”、存量外资、流量外资之间，关于政策决策的政治，将空前复杂。在此过程中，直接投资者不应奢望一个永恒的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可参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变动的可预见性，将是东道国政府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最可宝贵的内容。　　此外，对于那些与政策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政治不确定性问题，本文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