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系国家全局发展的重大战略。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长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抓好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提升发展效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工业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城市作为现代生产生活活动的核心集聚区,提升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正是围绕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研究。环境规制是规范经济主体环境行为的综合,对企业排放存在较大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影响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力。集聚作为企业空间布局的基本形态,与环境规制关系密切,环境规制在产业集聚下发挥环境调控作用,产业集聚具有环境调节效应。长江经济带作为巨型经济区,横跨国家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内部上中下游地区发展差异显著,随着交通、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发展影响的空间交互作用也愈益凸显。遗憾的是,学术界尚未有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视角,从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双维度对城市尺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正是立足于现有文献研究缺口,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并提出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进程的路径和策略。本文首先引出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命题,随后对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发展三大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充分阐释。继而从科学内涵、研究维度、测度工具、非期望产出处理方式、影响因素、空间效应等六个方面系统梳理学术界关于本文的核心主题——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脉络。而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区域经济传递理论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开始进入论文核心部分。首先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线性加权法、区位商、全局超效率EBM模型、标准差椭圆SDE、泰尔指数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全方位解析。接着在梳理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单一作用机理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探究二者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紧接着在梳理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联合作用机理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识别调节效应的空间异质性。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总体保持上升态势,绿色发展重心向上游地区转移,但城市间工业绿色发展差距扩大。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在波动中上升,面临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取舍。上游地区城市具有显著绿色发展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承接中下游地区城市产业转移而大幅改善生产技术。但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性脆弱,成渝城市群主要城市绿色发展能力远高于云贵地区城市,尚未形成良好的绿色发展协同机制。（2）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增强,上中下游地区城市整体呈梯度递增格局,但城市工业环境治理协同性整体较好。沿江城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以中游地区城市尤为典型,着力化解传统低端产能,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大幅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环境治理重心偏向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城市环境治理差距缩小,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治理一体化进程加快。上游地区城市因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所限,工业环境治理力度提升幅度相对滞缓。（3）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发展呈集聚专业化趋势,工业集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工业发展的地区优势分异明显。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集聚程度与自身工业基础和地缘条件相关密切。上游地区城市工业专业化程度相对不足,且集聚空间集中于成渝城市群主要城市,地区内城市工业集聚差异显著。中游地区城市自身工业基础扎实,且临近下游地区,大量承接下游地区传统产业转移,工业集聚程度最高。下游地区城市依托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绿色高技术产业,着力提升工业集聚质量。（4）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存在动态累积性,前期绿色发展成效是当期工业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中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要素禀赋相对稀缺,这种动态累积性表现地更为强烈,特别是中游地区城市具有一定的绿色人力资本存量优势,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持续性最为凸显。下游地区城市由于绿色生产要素充裕且配置效率较高,对过去绿色发展经验依赖较弱,使得绿色发展自我强化作用并不明显。（5）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U型”特征,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直接影响前期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后期以绿色引导效应为主。上游、下游地区城市环境规制的工业环境影响与整体城市保持一致,中游地区由于传统工业根基深厚,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的成本约束效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环境规制未能对周边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产生良好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范围内,环境规制使得企业成本上升而导致污染产业转移至临近欠发达城市,削弱周边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内生性。上游地区城市环境规制相对较弱,尚不能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游地区加强“化工围江”治理,环境规制的污染扩散效应尤为突出;下游地区城市环境规制具有“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早期转移产业可为欠发达地区带来技术改进,随后逐渐被污染产能扩张效应替代。（6）产业集聚未能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发展能力提升产生较强的直接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影响却呈现出阶段性“U型”特征。污染排放较高的传统行业仍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集聚的主导产业类型,产业集聚的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巨大。上游地区城市矿产、能源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牢固,产业集聚的环境负效应尤为严重;中游地区城市传统工业扎实,但正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呈现出“U型”特征;下游地区城市绿色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增强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产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环境溢出效应则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梯度推移特征。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范围内,工业集聚在初始阶段会带动周边城市传统产能无序扩张,而随着核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完成,绿色高技术产业向外扩张产生绿色技术外溢效应。上游地区城市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周边城市形成强大的警示效应,产生良性的溢出效应。中游地区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导致部分高耗能产业外溢,随着高技术产业逐渐成型,又产生良性的绿色竞争效应。下游地区城市工业集聚在经历短暂的低端产能扩张阶段后,迅速进入绿色产能扩张阶段,产生显著的绿色技术外溢。（7）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能力提升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U型”调节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低质量粗放集聚阶段以负向调节作用为主,而绿色高质量集聚阶段则以正向调节作用为主。上游地区城市环境规制较弱,未能将产业集聚的负向调节作用充分释放;中游地区城市产业集聚质量整体不高,传统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存在较强的负向调节效应;下游地区城市工业集聚质量仍存在梯度差,但整体已迈入高质量集聚发展阶段,使得“U型”向上转折点较快到达。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联合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遵循着由上游地区向下游地区梯度递增空间结构。上游地区城市由于环境规制较弱,产业集聚的负向调节作用仅在资源密集型产业粗放集聚明显的云南省内各城市表现地较为突出;中游地区城市新旧动能同时存在,但传统高耗能产业仍发挥着重要基础作用,在传统制造业发达的环长株潭城市群、襄十随城市群、宜荆荆城市群中负向调节作用较为突出;下游地区城市绿色高技术产业集群逐渐成熟,产业集聚的正向调节效应较为明显,特别是在沿江城市群、沿海城市带环境规制产生了较强的绿色协同创新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求,从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双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应重点从五个方面着力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一是推进工业污染协同治理,从长江经济带全域角度强化工业环境管制,最大限度提升工业环境治理有效性;二是增强绿色科技支撑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在绿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发展;三是促进工业绿色集聚发展,加快工业迈入高质量集聚阶段,发挥环境规制、产业集聚提升工业绿色生产能力的协同效应;四是发挥地区绿色比较优势,加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工业生产协同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五是促进工业服务业绿色融合发展,强化服务业对绿色经济的支撑作用,构建工业与服务业交叉融合、协同共生的产业绿色发展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