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及“理性化”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大概得益于雅斯贝斯和马克斯·韦伯两位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阐述,受其影响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也曾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过丰富的讨论。受此启发本文拟对从远古至春秋时期的“理性”思维的发生及“理性”化进程进行探讨,需要指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理性”并非西方哲学中以能够进行明确的逻辑推理的能力所定义的“理性”,而是一种能够分析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并且以合理的方式处理自身与世界及他人的关系的能力。“理性化”过程则以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为判准考察,这种“理性化”是在一定的习俗、制度、规范、情感、意志和信念下产生的。“理性”是思考的产物,它始终与思维相一致,“理性化”则是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复杂进程,但二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对“理性化”的进程显然有着助益作用。行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为远古、三代到西周、春秋三个阶段进行探索,并试图指出每一阶段由于其自然科学或者说知识发展水平,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其理性化的进程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章探讨远古时代理性思维的发生线索,分别从神话和知识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神话方面选取“混沌”神话和“绝地天通”神话作为讨论对象,原因在于这两则神话都与秩序的建立有关,而“秩序”正是通向理性认知的第一步。知识方面,以“二分”“四方”“象”几个基本观念为代表,探讨知识在理性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到以“知识”为基础和来源而形成的观念,即便是在原始社会,最终也会固定为一种思维模式,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维框架。第二章从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探讨三代到西周时期理性的进展。知识方面主要围绕自然天人观展开,以“时”“宜”观念的萌芽和形成为中心展开讨论,这两个观念的形成与早期社会为了安排生产生活而对“天时”“地宜”的关注有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将“天人关系”的问题带到了人们的视野。随着观念的发展和成熟,“时”和“宜”,最终又发展成为更具普遍性的法则。道德方面以“天命”观为中心展开讨论,提出西周时期的“天命”观并不是周人的独特创造,而是与夏商两代（尤其是殷商）有着传承关系,“天命观”的发展对理性进展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天命无常”的思考所生发出的忧患意识,及与之相应的“敬德”的要求,在对“自我所应负责任”的反省和领悟中,凸显出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则体现在德与礼的相互建构中,“礼”是以“德”为精神内核的“物质形式”,无形之“德”需要有形之“礼”而发生作用和影响。生活在由德礼体系（也即通过“礼乐制度”）所建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成为现实的有理性的人,经由“有理性的人”的创造性阐发,经由他们与他人的连接而不断将这种“理性精神”向外扩展和辐射,最终发展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向往的浸润着人文理性精神的“黄金时代”。第三章探讨春秋时期理性发展的进路,围绕由天命而天道的这一过渡转化展开。春秋时期影响其理性生长的因素同样包括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但由于春秋时期正处于历史变革、观念更新的发展阶段,其理性化进展的道路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周王室衰微,“天命”观的权威也丧失,具体表现为在对“帝”的信仰的弱化和“天”信仰的增强。此外,还表现为天命与“德”发生了分离,“德”不再仅仅作为神学的附庸,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就为“德”向着自觉意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解决人们对“天命”信仰的动摇和质疑,思想家们对“天命”的有效性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且发现了隐含在“天命”背后的“天意”或者“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则成为沟通“天命”与“天道”的桥梁,为由“天命”而“天道”转变提供了可能。“天道”观的形成与人们对太阳回归年长度的认知以及十二次及五星运行周期的把握有关。天道观的出现也表明,以揭示自然事物的客观规律或必然性,了解自然万物所固有的本性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自然理性的发端,同时也启发了主体对自身命运或者说运命的把握,凸显了人在事件进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第四章探讨理性进展的产物——“无神论”思想及其表现,并且围绕“无神论”思想发展的不彻底性,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性”祛魅未能达到像西方那样的彻底性的原因。首先梳理了在“无神论”思潮出现之前,存在过的一些对神学权威挑战的事件:比如晚商王权对神权的挑战以及西周末年的疑天、怨天思想。直到春秋时期出现旗帜鲜明的“无神论”思想,而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发展关系,而是有着前后的继承性,这三者之间的递变本身也反映了“理性”的进展。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主要表现在对天象预示功能的否定、对传统侍侍神手段的拒斥、排除、怀疑以及对灾异现象的理性化认知三个方面。并且从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客观限制、“神”观念的社会作用、知识阶层自身的局限性（其阶级属性、与帝国的关系、主观上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分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社会“无神论”思想（其实也是阻碍理性“祛魅”）发展不彻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