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女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应对方式及相关因素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可以明晰女性服刑人员心理问题与犯罪发生的高危社会心理因素,为早期防范、减少犯罪行为的产生和进一步的心理矫治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山东省女子监狱的1500例女性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应用应对方式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SDS)及自制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对女性服刑人员进行测试。将有效问卷采用管理软件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描述性分析、χ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目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1.女性服刑人员心理异常的总检出率：按SCL-90因子分≥2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阳性检出指标,SCL-90任意一因子分≥3或总分>180分且3项因子分≥2.5为中重度心理障碍指标,女性服刑人员SCL-90的平均总分为155.94±48.94,总体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45.7%,中重度心理障碍的检出率为36.1%。以SAS标准分≥50为界定标准,计算在所研究的1420例女性服刑人员中,428名出现焦虑情况,焦虑的发生率为30.1%,50-59分为轻度焦虑共264例(占18.6%),60-69分为中度焦虑共128例(占9.0%),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共36例(占2.5%)。以SDS标准分≥50为界定标准,计算在所研究的1420例女性服刑人员中,839名出现抑郁情况,抑郁的发生率为59.1%,50-59为轻度抑郁共447例(占31.5%),60-69为中度抑郁共318例(占22.4%),≥70分为重度抑郁共74例(占5.2%)。2.女性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现状：女性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在解决问题、求助和合理化等项得分均高。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进行分析,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包括解决问题和求助,消极应对方式则包括自责、幻想和退避。研究发现女性服刑人员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的应对方式。3.女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因素：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以SCL-90量表总分及因子分、SDS得分和SAS得分为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的统计分析后,对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评价,结果显示不同犯罪类型、刑期、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服刑后家庭关系的女性服刑人员在SCL-90的总分和各因子分等方面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F1-F11=1.629-7.025,P1～P11＜0.01)。其中暴力犯罪、刑期大于10年、经济状况差、文化程度低、健康状况差、服刑后家庭关系差的女性服刑人员的因子分在大多数项目上都高于其他类型的女性服刑人员。不同犯罪类型、刑期、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服刑后家庭关系的女性服刑人员的抑郁发生的比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12～X42=1.996～6.817,P1-P4＜0.05)。不同刑期、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的女性服刑人员的焦虑发生的比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12～X42=1.884～4.426,P1-P4＜0.05)。不同刑期、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的女性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在解决问题、求助、幻想等项的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F6=2.353～3.192,P1～P6＜0.05),其中离异或丧偶、健康状况差的女性服刑人员的消极应对的得分都高于其他类型的女性服刑人员。4.女性服刑人员心理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心理健康状况与解决问题、求助等呈负相关,与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呈正相关,且相关性均有统计学差异(r1-r11=-0.252～0.183,P1～P11＜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SAS标准分、SDS标准分、刑期、犯罪类型、解决问题是女性服刑人员心理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r1-r11=-0.059～0.881,P1～P11＜0.05)。结论：1、女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是多方面的,SCL-90的总分及各因子的阳性率高于全国常模,SDS、SAS的阳性检出率和中重度的发病率在女性服刑人员中占相当大的比率。2、女性服刑人员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方式,这可能与监狱的特殊环境有关。女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应付方式有密切的相关,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所以可通过指导女性服刑人员较多的采用积极的应付方式,来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3、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付方式是受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经济状况、服刑后家庭关系、刑期、犯罪类型等不同的因素影响的,这一点尤其是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