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封建”一事,唐初统治者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确立了将亲王爵位与官职结合起来的“宗室刺史”这项国家制度。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此制度进行解读。第一章侧重于考辨太宗朝宗室刺史制度的渊源脉络、贞观朝臣对于这一制度的争论。关于宗室刺史制度实行的争论,是“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博弈,讨论的关键是宗室刺史制度中的世袭原则,而非单一的宗室出刺政治。第二章着重考察宗室刺史任职地方后的权力。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嫡子守京、庶子之藩”的政治格局。在具体州务面前,宗室刺史同普通刺史一样,履行断狱、巡省等治理地方的相关权责,以及相同的考核标准。即使“宗室刺史”以不视州事为美,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丧失掉对于州部的管辖权。唐王朝十分重视长史的授任。长史具有匡正出刺诸王过失和代行其州事的职责。第三章主要是考究魏王李泰领任雍州牧与久留京师的关系及影响。在唐初宗室出刺的背景下,与魏王李泰共同分封、徙封的皇子均至地方上任职。魏王李泰一直遥领刺史、都督。魏王泰不断发展政治势力,最终达到了与太子承乾分庭抗礼的程度,与其留任京师有直接关系。从魏王泰有别于其他皇子所领职官的性质及过程入手,分析其留京的条件与形势,可以得出雍州牧为魏王泰提供了留京的条件和进一步参政的机会。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太宗本人的舐犊情结,更主要的是唐廷因循亲王领雍州牧的传统,力图构建昭示嫡庶有别的礼法传统以及为平衡太子势力做出的一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