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开放度和国际化的日益提升，在像北京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为首的中国各城市，国际移民群体会日益增加，相应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外混居社区。移民群体的适应方式问题、其经济活动的状况问题以及他们同当地居民之间各种关系的形成问题将对移居地社会形成各种挑战，与移民相关的城市社会秩序与和谐发展问题必将日显突出。本研究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考察过去10年来聚居在北京特别是在号称“韩国城”的望京地区韩国创业者的经济适应过程及其对城市的影响。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相比，韩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相当晚，直到1992年两国建交后他们才开始进入中国。第一批韩国人作为政府、公司或新闻媒体的派出人员来到北京。紧接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富有前景的市场魅力、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眼光。这样，跨国公司开拓市场的行为激起了第一波韩国人来华的热潮。伴随着跨国公司各类工作人员的进入，韩国国内的年轻人和中小投资者也将就业和创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目前，聚居在北京的韩国人在规模上已迅速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外籍人口群体。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韩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韩国实现经济起飞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各种集体行动（游行、示威、请愿、罢工等）增多，促使韩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严重损害了韩国的投资环境。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动辄进行的罢工，为了回避国内的激烈竞争，降低工资成本，韩国国内企业纷纷迁往海外，他们的首选地就是中国内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同家，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利用中国丰富而廉价劳动力资源成为韩国人到北京投资创业的主要动机。韩国国内资本和工厂的外迁造成本国制造业工人失业严重，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中国稳健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对追求高生活质量的韩国人越来越有诱惑力。韩国政府任凭移民靠自己的能力移居国外，并放宽了各种移民的规章制度。政府还从政策上积极扶持企业对外投资，通过财政、金融、外交等手段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扩张，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低息贷款、信息咨询服务、培训派遣到海外的各种人员等。政策措施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　　韩国与中国距离相近，比其他国家投资者拥有更便利的条件。同时，两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儒教伦理对两国文化发展都发挥过巨大作用。与欧美企业相比，韩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的困难和障碍要小得多。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具备有利的条件吸引韩国人来中国投资创业和寻找就业发展的机会。首先，中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较快，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在政策环境上，为了加速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中国制定了经济开发和技术开发区，对这些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政策提供一系列行政、税制方面的优惠。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加了有关法律、政策的透明度，提高投资的公平性，从而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这些环境变化对来自异文化的移民创业者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一个制度设置完全不同于自己以往社会的城市进行创业，移民面临着种种限制。如何认识这些限制并得以避免和突破，是他们经济行为得以展开并完成适应的关键。对移民来说，迁移后的他们并非只是在一个改变了的场所内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问题首先在于移民如何进入和体验他们目前所在的城市，尤其是在他们的行为展开过程中，城市的各项制度、规则、风俗、习惯以及人际关系是如何被他们认识并调适于其中的。同时，移民通过适应行为的展开不断地利用、迂回和改变一个城市的各项制度、设施、风俗和习惯从而对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韩国人经济行为的展开与适应过程的初步考察，本研究从如下两个角度考察韩国人经济适应的策略。　　第一，移民社会网络的适应策略。本研究中的移民社会网络可以理解为一组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新迁移者和以往的移民与原居地或迁入地基于亲属关系或友情关系所建立的种种联系，它把移民与非移民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互惠的关系网，移民社会网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有利于移民进入和适应社会（包括就业与创业行为的展开）。在移民的适应过程中，移民社会网络在移民避免各种限制、成功进入移居地社会的经济场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移民作为积极的主体通过已有的和开发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资本和信息为载体，展开自己的行动。特别是寻求就业或创业机会的人，虽然他们无法立即熟悉移居地社会的制度环境，但他们却在既定的条件和状况下，利用所有的可能性扩大自己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从对出国创业所需信息的获取到正式的走出，从项目的确定、启动到其完全展开，基本上是依赖他们既有的或扩展的社会关系完成的。　　在移居地市场创业，移民面临的第一个难点是如何获取真实可靠的有关信息。移民获取关于迁移地及创业信息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如果说在最初的时候，由于个人和企业缺乏对移居地工作和市场的特殊信息，人们只能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甚至文献资料获得关于迁移目的地的一般信息的话，当已进入的韩国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从熟人和朋友那里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迁移目的地工作和创业的特殊信息。这成为迁移真正发生的重要因素。　　在如何进入移居地社会的市场问题上，移民们综合利用既有的和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采用了不同的进入策略。一方面对许多在北京的韩国人来说，他们个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创业和发展。他们在改换生存方式和改变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首先依赖的是既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比如家人、亲戚、朋友和同学等。既有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先于迁移者的创业而存在的，它是基于亲缘或经过时间的考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关系。望京“韩国城”的韩国人，或者借用在华朝鲜族亲缘关系间接进入中国市场，用中国人的名义以个体经营的形式登记注册，既可以避免“麻烦的程序”，也可以降低进入的成本;或者也可以通过对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组合运用直接进入移居地市场。既有的关系通常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除了满足情感方面的需要之外，个人也可以用这种关系作为工具，来获取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在进入移居地和发展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适应和发展，移民要不断地扩展其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认识与发展新的业务伙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尽管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性目标很强，但是在长期的交往和关系培育过程中，这种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日趋稳定，在移民的事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入移居地市场初期，移民个体更加需要建立多元的利益型关系网络，通过双方的交易或合作行为，各取所需，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这种以明显的工具理性为目的形成和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实质是利益至上，结果是参与个体在遵循一定的规则之下使双方能够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第二，黏合性适应的策略。“黏合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社会学家金(KwangChung Kim)和赫尔(Won Moo Hurh)在1984年提出来的。金等人是在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涌入美国的所谓韩国“新移民”的适应问题时提出这一概念的。“所谓黏合性适应，指的是一种特殊的适应形态，它并非修改和置换移民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方面，而是将其与移居地社会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及文化的某些方面增加进去的一种适应形态”。在金等人的研究中，黏合性不仅仅是作为移民适应的一种特殊形态，而且是移民在移居地进入工商业、创办移民企业的特征和策略。本研究借用这一概念分析望京韩国人经济行为的展开及适应策略。　　在北京的韩国创业者中，适应上的这种黏合性首先表现在，他们创业的行动主要围绕在以望京地区为主的几个韩国人聚居区展开。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本身就是移民黏合性适应的一种策略，它在一定程度上以“族群再生性”的形式体现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的黏合性。望京韩国城的韩国人也呈现出这种特征，这种黏合性特征本身为移民的创业提供了市场和机会。对以个体身份进行创业为目的的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这种黏合性还表现在，一方面，为了在移居地顺利地展开其行动，移民要吸纳和开拓移居地社会的各种资源、关系和文化特质，其经济行为的展开要建立在移居地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同时，既有的各种资源、关系和与原有文化特质相关的各种要素被维持和充分地利用，对移居地的适应性接纳又是建立在他们既有的文化传统并坚持其文化内核的基础之上的。移民创业的全过程，从进入过程中所使用的关系网络，到确定项目时利用既有的文化特质发挥其优势，再到其项目运营的全过程包括项目针对的对象、设施的取得及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的获取，无不体现出其黏合性特征。　　正如望京“韩国城”的韩国人自己所说，“韩国人虽然来到了北京，但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却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利用“同胞”们这种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上的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特质的黏合性，韩国的移民创业者找到了寻求发展的契机，因为“同胞”的这种黏合性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本身为移民的创业提供了市场和机会。所以，在望京投资的这些韩国人，虽然他们的投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但基本上是以服务于居住在望京的韩国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和娱乐需求为目的。　　其次，除了对消费对象和服务群体黏合于针对自己的同胞，在创业项目的选择上，韩国人为寻求那些和当地居民相比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领域，也会更多地考虑去选择和经营那些能够突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的项目，因为中国公司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都有成本优势，韩国创业者在一般项目上很难与其展开竞争。对韩国人来说，惟有韩国的本土文化，永远都是别人无法超越的。因此，韩国人往往选择那些最有民族特色、永远不会被人超越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质的产业在中国推广。　　另外，传统文化积淀下人们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对韩国企业家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也有深刻印象。作为小规模的投资者，韩国创业者往往利用独特的经营方式、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产品、生产方式和营销手段来在移居地市场上吸引顾客。他们利用产品、工艺等方面的独特性与垄断性进行经营，往往能避开激烈的竞争，获取较佳的收益。另外，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移民创业者在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上的黏合性，也为移民企业的快速运行创造了条件。　　在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的背景下，移民为适应移居地社会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对移居地城市社会及当地居民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对移民所在的城市或社会来说，随着移民各种行为的展开，无论移民还是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都将受到影响，各种问题也将会相应地浮出水面，移居地社会和城市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在行动时将不可避免地对以上问题予以考虑。本文还将考察了这些移民们在适应移居地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实践方式、与移居地居民之间的共存过程以及该过程给城市各行为主体所带来的问题及对城市社会秩序的影响。　　大量“陌生”力量涌入城市，一方面改变了移居地社会或城市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移民通过各种网络传递着信息、理念和价值观念，他们与当地居民和各类行动主体不仅发生着经济上的交往，也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生了广泛的互动。这种交往与互动的结果使城市社会各主体面临着异文化的冲击。除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使迁移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和摩擦，部分移民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本身就是和移居地社会的制度相违背的。在有些情况下，移民就是利用移居地社会制度的空隙或不完善，见缝插针地采取一些和移居地社会制度相背离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社会秩序。　　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居住人群和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大都市也不是单指人口居住稠密的城市，而是在城市中充斥着各种文化，这些文化又是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共存的。中外混居社区当中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语言、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也是产生矛盾的因素。面对这种差异，中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双方应该抱着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的态度，积极化解矛盾。同时，作为混居社区的管理者，也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使不同人群之间能够在平等的前提下相互沟通，促进不同人群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以避免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