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农民工的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迁移模式出现了“家庭化”趋势,迁至大城市的农民工家庭规模不断扩大,占据了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城市中的农民工家庭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对农民工人群或家庭的研究中,消费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消费行为、消费金额都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社会融入水平,进而也影响着国家城镇化政策的有效推广和执行。而与纯粹的城镇或农村家庭不同的是,农民工的家庭存在着相对更年轻、更单一、缺损度更高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他们的消费模式也会存在较大的不同。笔者尝试通过探索家庭结构对于农民工的消费模式的影响,来探索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其生活水平、融入水平的影响,进而分析我国“农民工城镇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文中笔者对来沪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进行处理和详细分析,发现农民工的迁移家庭大部分具有低龄化、核心化的特点；并且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的未成年比例会升高、劳动人口比例会降低,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主要是将无法工作的未成年子女带入城市。通过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笔者发现在上海的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完整度、家庭规模等变量对家庭在当地的消费具有明显影响。农民工家庭人数的增加,会造成家庭消费总规模和教育消费占比的增加,也会导致家庭人均消费额、住房消费占比、回流金额占比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同样,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完整度越高,在城市中的消费规模会扩大,人均消费规模、寄回老家的金额会减少,消费结构也会改善。笔者认为这对于我国城镇化政策的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根据文中分析,更高的家庭完整度、更大的家庭规模会给农民工家庭带来更低的人均生活成本和改善消费结构的空间。因此,如果在一定的遴选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群体将核心家庭的成员带来上海,能够降低他们的边际生活消费成本,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极大地改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状态。这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来刺激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健康的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也是如上海这样大城市发展的基石,符合我国最新的城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