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迅速推出了“四万亿”救市的计划，计划推出伊始，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后遗症越发的显现出来。首先，刺激导致诸多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逐步下滑，进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企业利润逐步走低;于此同时，很多过剩产能都是依靠贷款建立起来，据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达到了190％这样的极高的水平，企业的财务费用日益沉重，已经出现了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的情况。其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市场供需状况的逆转，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的上涨趋势已经发生转折。中国房地产部门一直以来是一个高杠杆运行的部门，虽然银行认识到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行趋势已经开始转向，并且已经开始出现风险暴露的情况，所以从2014年开始限制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发放，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的重要地位及辐射的相关行业极多，涉及房地产的行业在银行部门的贷款存量依然不是小数目，如果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大幅度的暴露并出现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者按揭购房客户断供等极端情况，银行涉及房地产行业的贷款都可能面临大面积的贷款损失进而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四万亿”计划实施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新增贷款余额数量狂飙突进，进入2014年后，银行公布的坏账率不断上涨。虽然坏账率从绝对值来看依然低于2％，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也一直保持在200％以上的高水平，而且中国银行业的高盈利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坏账的风险，但是风险不可忽视，商业银行坏账率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随着新破产法为金融机构破产扫清了法律障碍，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加速建立，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银行业风险已经提高了警惕性。从现在发出的政策信号来看政府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破产的容忍度已经较以往大幅度提高，整个金融市场以及银行储户不得不防范将来可能形成的“银行风险归市场”的趋势，即商业银行可能将不再拥有政府的信用背书的。
　　另一方面，从以往银行系统发生危机的历史角度来看，银行危机的发生会给危机发生国或地区带来的巨额的处置成本，并且由于银行在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可能会极大的危机经济运行，这在历史上一再被现实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愈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上至监管层希望保障金融系统稳定运行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下至普通储户担心自身存款安全。所以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安全性做出评估，并进一步找出影响其安全性的具体因素的要求都显得越发紧迫。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源以及风险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得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商业银行占据着金融系统的主体地位，更是政府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渠道。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中国加入WTO时对开放金融业的承诺，中国商业银行不仅将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多的经验、技术能力和规模都非常强大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竞争，还有着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国内客户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要求。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伤害，《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银行安全性的标准及监管要求都有了更加严苛的提升，这会使得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更加困难，经营更加不灵活。中国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于199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银行法》于总则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从法律的高度将安全性确定为商业银行应该遵循的经营第一原则。但是银行法中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仅仅从一些具体指标角度给出了银行必须遵守的下限，并且从银行具体经营业务范围等方面做出了限制。从监管层的各项制度来看，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也无整体性的定义，大致还是沿用《巴塞尔协议》的相关风险控制机制，从具体业务角度对银行经营做出限制。
　　本文在参照现有学术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试图定义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并以现有研究结论和本文所做定义为基础，探求可能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具体因素，并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研究这些因素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具体影响。
　　本文选取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8年一季度至2014年2季度。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评价使用两种模型，分别为Z值银行违约概率模型和KMV模型。并以对银行经营安全性评价值为基础，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银行经营中可能对安全性造成影响的因素进行讨论。传统研究中较多使用KMV模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进行测度，KMV模型虽然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在实务中使用相当不便，尤其KMV模型在违约点设置及违约距离计算等方面，有一些需要依据大量历史数据及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而这些恰恰是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重新设立商业银行营业时间仅有30余年的国家缺乏的，依据外国历史数据及经验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并不能适用于中国商业银行。鉴于此，作者引入Z值银行违约概率模型同KMV进行对比。Z值银行破产概率模型是一种近期出现的银行经营安全性评价模型，该模型在国内的应用比较少，其核心思想与破产的意义相符。并且从Z值模型的推导过程可以发现，该模型具有严密的数学逻辑，并且模型本身应用较为便捷，从实用性角度来看出发该模型的易用性也极高，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两种评价模型得出的评价值的走向趋势大体相同，说明两种模型所得的评价值是真实可靠的，另外，经过两种评价模型测算得出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水平总体较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银行经营安全性水平下降幅度较大，无论是Z值还是DD值来看，大体都仅有2008年初期水平的1/2至2/3左右，后在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政策及世界其他各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支持下，经营安全性水平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回到2008年初的水平。
　　之后本文以理论为依托，从宏观因素、行业因素及银行自身因素三个角度出发建立计量模型，选取行业集中程度、非利息收入占比、M2/GDP及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对安全性水平评价值进行回归，本身两组采用不同评价模型得出的评价值的计量模型可以作为一组简单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又从样本角度及解释变量角度出发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计量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对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宏观流动性增加、行业集中度增加以及银行资产规模增长都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起反作用，而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增加和GDP规模这两个因素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起正面作用。最后，本文在所做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影响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因素做出政策建议以希望能对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