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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虽然都实施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措施，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各经济体纷纷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上升等状况，从而导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实施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使得中国的贸易状况迅速回暖。两相对比之下，西方国家普遍将全球的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的汇率政策，认为人民币被人为地低估了，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增加，1979年的进出口总额只有293.3亿美元，然而到2013年时却飙升至41599亿美元。出口总额在2013年达到221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进口总额则达到19493亿美元，上升至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不断扩大，2008年达到最高点2981.3亿美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进出口额双双下滑，顺差收窄，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顺差明显，201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达到了2613亿美元，使得中国与外界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为金融危机后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研究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结构的众多文献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发现不同的文献因为研究阶段、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又梳理了该论题相关的理论基础，特别引入了一个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用以支撑后文相关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理论分析后，本文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演变及现阶段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描述性说明，接着从两个方面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本文以1994-2013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期间包含了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金融危机，也包括了世界经济飞速增长的阶段，从而能更好地反映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本文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实证中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汇率弹性的真实情况。从最后的协整结果看，在长期内，出口的汇率弹性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基本与传统理论假设符合。出口对国外需求的弹性约为0.78，较之以往相关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高，说明随着中国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往制度障碍的逐步消除，中国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得益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而引入的时间趋势变量对出口也只有细微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进口的国外需求弹性也达到了0.72，即世界进口额每增长1％将促进中国进口贸易平均增长0.72％。计量结果还显示FDI从长期来看确实对中国进口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却对进口增长起负作用，这说明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不仅会带来出口的下降，也会造成进口额的降低，这是与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本币升值会使本国购买力增强从而提升进口所不符的。但是在短期内，进出口回复均衡的调整力度都很有限，说明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针对上节的实证结果特别是负的进口汇率弹性的结果，本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以及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变，发现中国负的进口汇率弹性主要是由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引起，随后的实证分析印证了这一观点。结果显示，中国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需求弹性都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然而，大部分国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出口增长却为负，这可能也与中国制造产业的转型有关。例如过去中国的一些半成品会先出口到欧盟等地区，经过再加工后再出口到目的地，但现在整个加工程序可能都在中国实现，不再需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再加工，因此一些制造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终的产出可能更多地流向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双边的进口模型结果则分化较为明显。首先，估计的进口汇率弹性显示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会降低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而对一些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汇率弹性虽然为负但却不显著，俄罗斯的汇率弹性为正但也不显著。至于进口的需求弹性，尽管非常低而且大部分不显著，但基本保持了正值。为了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本文考察了中国从主要伙伴国进口货物的组成。中国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对双边汇率的波动并不敏感，从欧盟和日本的进口更依赖于FDI的增长，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些结论在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结构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从欧盟和日本进口的商品中机械电气设备及运输设备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产品往往都用于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相比之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分布则更为均衡，覆盖了各个领域，特别是涉及了很多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产品，但这些领域很少获得政府补助，而且很少遇到国内相同产品的有效竞争，这也解释了其相对较小的进口汇率弹性。
随后，本文利用同样的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各个贸易行业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敏感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各个行方程的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并且Ln(EX)与Ln(REER)，Ln(Waid)，Ln(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Ln(IM)与Ln(REER)，Ln(Neid)，Ln(FDI)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制成品行业的出口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还会造成某些行业进口的下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中国大量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均来自国外进口，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可由易受汇率波动影响的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而相互抵消。其次，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这些产品又往往需求弹性较低，生产周期较长，短期汇率的变动对其不会带来显著影响。而从短期波动来看，当实际汇率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工业制成品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的力度也普遍偏小，这说明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各行业的进出口还是有较强的扰动，这可能与工业制成品普遍容易受到需求波动的影响有关。综上所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明显，光靠汇率调控也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但从长期来看，升值却有利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所以，应该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朝着灵活性、可控性和市场化的目标前进，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
最后，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行了总结分析，并就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积极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发展多元化贸易体系，分散对外贸易的风险;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推进金融避险的设计和使用等。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增加，1979年的进出口总额只有293.3亿美元，然而到2013年时却飙升至41599亿美元。出口总额在2013年达到221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进口总额则达到19493亿美元，上升至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不断扩大，2008年达到最高点2981.3亿美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进出口额双双下滑，顺差收窄，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顺差明显，201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达到了2613亿美元，使得中国与外界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为金融危机后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研究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结构的众多文献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发现不同的文献因为研究阶段、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又梳理了该论题相关的理论基础，特别引入了一个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用以支撑后文相关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理论分析后，本文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演变及现阶段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描述性说明，接着从两个方面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本文以1994-2013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期间包含了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金融危机，也包括了世界经济飞速增长的阶段，从而能更好地反映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本文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实证中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汇率弹性的真实情况。从最后的协整结果看，在长期内，出口的汇率弹性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基本与传统理论假设符合。出口对国外需求的弹性约为0.78，较之以往相关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高，说明随着中国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往制度障碍的逐步消除，中国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得益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而引入的时间趋势变量对出口也只有细微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进口的国外需求弹性也达到了0.72，即世界进口额每增长1％将促进中国进口贸易平均增长0.72％。计量结果还显示FDI从长期来看确实对中国进口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却对进口增长起负作用，这说明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不仅会带来出口的下降，也会造成进口额的降低，这是与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本币升值会使本国购买力增强从而提升进口所不符的。但是在短期内，进出口回复均衡的调整力度都很有限，说明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针对上节的实证结果特别是负的进口汇率弹性的结果，本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以及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变，发现中国负的进口汇率弹性主要是由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引起，随后的实证分析印证了这一观点。结果显示，中国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需求弹性都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然而，大部分国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出口增长却为负，这可能也与中国制造产业的转型有关。例如过去中国的一些半成品会先出口到欧盟等地区，经过再加工后再出口到目的地，但现在整个加工程序可能都在中国实现，不再需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再加工，因此一些制造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终的产出可能更多地流向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双边的进口模型结果则分化较为明显。首先，估计的进口汇率弹性显示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会降低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而对一些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汇率弹性虽然为负但却不显著，俄罗斯的汇率弹性为正但也不显著。至于进口的需求弹性，尽管非常低而且大部分不显著，但基本保持了正值。为了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本文考察了中国从主要伙伴国进口货物的组成。中国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对双边汇率的波动并不敏感，从欧盟和日本的进口更依赖于FDI的增长，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些结论在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结构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从欧盟和日本进口的商品中机械电气设备及运输设备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产品往往都用于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相比之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分布则更为均衡，覆盖了各个领域，特别是涉及了很多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产品，但这些领域很少获得政府补助，而且很少遇到国内相同产品的有效竞争，这也解释了其相对较小的进口汇率弹性。
随后，本文利用同样的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各个贸易行业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敏感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各个行方程的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并且Ln(EX)与Ln(REER)，Ln(Waid)，Ln(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Ln(IM)与Ln(REER)，Ln(Neid)，Ln(FDI)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制成品行业的出口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还会造成某些行业进口的下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中国大量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均来自国外进口，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可由易受汇率波动影响的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而相互抵消。其次，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这些产品又往往需求弹性较低，生产周期较长，短期汇率的变动对其不会带来显著影响。而从短期波动来看，当实际汇率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工业制成品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的力度也普遍偏小，这说明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各行业的进出口还是有较强的扰动，这可能与工业制成品普遍容易受到需求波动的影响有关。综上所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明显，光靠汇率调控也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但从长期来看，升值却有利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所以，应该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朝着灵活性、可控性和市场化的目标前进，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
最后，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行了总结分析，并就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积极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发展多元化贸易体系，分散对外贸易的风险;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推进金融避险的设计和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