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ID机制的核心是管辖权制度,判断仲裁庭是否有解决争议的资格在于管辖权是否确立,相应的,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是当事人重要的抗辩权。ICSID管辖权异议是阻止仲裁庭管辖成立的重要环节,而由于ISDS机制的特殊性,处于被动地位的缔约国往往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实践中频现的管辖权异议涉及人权、环境以及投资者不法行为等议题,关乎缔约国国内的公共利益和主权利益。与之相反的是,ICSID机制形成了管辖权扩张的趋势,部分仲裁庭倾向于使投资者的诉权可以最大化实现,进而确保投资得到保护。因此管辖权异议当中充分体现了公私利益的冲突,再平衡视角下管辖权异议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投资仲裁机制公平、持久地发挥争议解决的功能。《ICSID公约》第25条第1款对ICSID管辖权设定了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同意要件。又由于立法模糊和自裁管辖权原则等原因,具体案件中所适用的BIT等相关条款中对于“投资者”、“投资”等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均进行了定义,但不同BIT中有细微差别,总体而言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往往需要仲裁庭予以最终确认。因此,仲裁庭确立管辖权需要结合《ICSID公约》与具体案件当中适用的BIT,对其中的投资主体、投资行为、投资时效以及管辖权合意一一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对案件实体进行裁决。参与仲裁的当事人针对上述要件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在程序进行中极其重要的抗辩权利。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探析再平衡视角下ICSID管辖权异议存在的问题。第一部分将结合“全球经济失衡”的提出引出“再平衡”的概念。世界经济失衡问题长期存在,但随着时代母题变换,“失衡”的表现由“南北矛盾”转变为“公私冲突”。再平衡在国际投资领域则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二部分讨论ICSID管辖权异议的基本问题,该部分以自裁管辖权理论为起点讨论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认定权及认定范围,具体到属物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属时管辖权和管辖权合意四个方面。以再平衡视角审视ICSID管辖权异议当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其中司法性缺失、立法模糊、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等问题。第三部分则结合实践当中ICSID仲裁庭频现的管辖权异议主张,针对再平衡下管辖权异议存在的问题予以回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初步异议程序中是否否存在管辖权异议的抗辩,以及初步异议对再平衡的重要作用;二是管辖权异议成立要件中的争议以及实践中管辖权异议提出的具体争议,包括仲裁庭对投资腐败争端的管辖权,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管辖权等;三是反请求管辖权异议问题,将反请求独列一节的原因在于,反请求的管辖权问题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管辖权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对反请求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国外对反请求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将其放在国际投资前沿问题“投资者责任”中进行研究,其在国内外都属于较为前沿的领域。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找出再平衡在管辖权异议中的实践表现,分析问题。第四部分探讨再平衡下ICSID管辖权异议的完善,ICSID管辖权异议的完善依托于《华盛顿公约》存在,并且机制的运转受制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国际法研究中,无论是修改公约文本还是左右仲裁员立场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这两者仍是ICSID管辖权异议机制革新的障碍。同时,分析我国参与再平衡下管辖权异议问题完善的实践与对策,明确我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定位,针对公私冲突这一问题,提出合理的构想,提高仲裁的国家参与,更合理地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权益,使得我国在全球经济结构重建的环境下更好地参与国际投资,保护我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