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 9 7 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2 8年的快速增长。这一经济奇迹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预言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前景，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在逻辑上推导出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并成为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样板。正因为此，对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苏南地区又是中国转型经济的典范区域。本课题从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职能演变入手，剖析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运行肌理。 全文分三个部分，上篇主要内容是介绍本文研究的范围、对象，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同时对本课题的学术史进行回顾和整理。中篇主要内容是梳理了与文章主题有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政府的理论以及转型经济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并阐述了对本文论证过程十分重要的两组概念，即地方利益结构和改革的演进路径。下篇主要内容是实证分析，以实例的形式，介绍了苏南地方政府在转型以来表现为政府行为方式的几轮主要的经济创新活动，并分析每一轮创新活动得以出现的原因、创新的主要内容、创新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对地方政府自身职能的影响。 本文的节本逻辑是，1 9 7 8年伊始的分权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持续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活动解决财政压力。对内创新主要是经济组织和产权关系的创新，产生效率相对较高的乡镇企业。对外创新是招商弓I资，既带来了经济增量，又解决了乡镇企业发展形成的市场瓶颈和企业家瓶颈。乡镇企业和招商引资的发展又给城市化提出了要求。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进程既改善了招商环境，提高了经济效率，又加大了配置资源的权力。最终结果是，产业发展、空间积聚、经济增长和政绩提升。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中国地方政府的特殊性决定其特有的行为特征和决策模式。中国地方政府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于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律体系，与中央政府更多地表现为法律框架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于具有绝对权威的暴力基础，与中央政府更多地表现为随意性很强的权力授受关系。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只对作为经济要素出现的很少的社会资源施加有限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对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权力授受关系存在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必须接受来自上级政府经济目标的考核，产生了对地方政府的目标激励，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政绩动机；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力注定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角色，铸就了官僚利益集团无时不在的谋利动机。政绩动机和谋利动机的相互强化，推动着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中国地方政府因此扮演着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截然不同的职能角色。中国地方政府是一种企业家经营型政府，其表现是政府官员具有企业家意识，对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进行经营，象经营企业一样计算盈亏和创造利润，追求效用最大化，以最大的注意力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地方政府象企业家一样通过将所控制的经济要素重新组合，实现经济创新活动。由于地方政府除了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之外，还拥有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职能，远远大于西方企业家组织经济的能力，所以我们假定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大于西方的企业家。因而，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创新活动更为频繁，成功率也更高。 中国地方政府的决策模式在本文中被称为多重均衡的模式。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既是本区域内不同利益群体多种目标的某种组合，也是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自身目标的某种组合。由于利益分化的滞后以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缺乏，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成为地方党政主要官员、地方官僚利益集团、区域内不同的利益主体以及上级政府的主要利益表达方式。各种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动态过程，地方政府的目标组合也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平衡过程。多重均衡的决策目标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配置资源的效率。 论文主要结论是：在转型初期，由于市场不发育和市场残缺，政府替代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由于分权改革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导致地方政府既承受财政压力，又具有创新激励。地方政府控制着行政资源和经济要素，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动使得经济组织一直处于相对高效状态，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替代带来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市场功能，为政府的职能转变提供了条件，从而为一种更高效的经济体制出现提供了可能。在整个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职能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