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是公司管理层最重要的职位，其本人也是企业行为的代言人，CEO变更后公司战略和发展理念需要重新定位，企业形象也需要重塑。对CEO行为特征和职位变更的关注是了解企业文化的快捷方式。因此，本文拟从高管变更的角度研究企业避税对CEO变更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原因。
　　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存在CEO变更的企业为样本，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避税对CEO变更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同时首次分析了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企业避税程度正向影响CEO强制性变更。企业避税程度的提高导致企业实际缴纳税收减少，对于资产规模较大或营业收入较多的上市公司，纳税的减少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未能合理解释缘由将导致公众的质疑和税务机关的检查，政府机关的涉入导致企业声誉受损，而CEO作为公司实际事务的执行者，进行变更是公司做出回应的快捷方式。区分产权性质的研究发现这种影响仅出现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原因是地方国有企业使用政府资源较多，承担着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增加就业等社会责任，同时其董事长多由地方国资委任命，企业避税导致的声誉成本和社会压力在地方国有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国有企业变更CEO导致的内部利益牵涉较非国有企业少，行政方式任免董事长为企业行为负责较为容易。在非国有企业中，相较于同行，较低的避税程度会导致CEO强制变更率上升，较高的避税程度会导致CEO强制变更率下降，这表明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避税带来的收益。同时本文发现良好的法制环境削弱了企业避税对CEO强制性变更的影响，法制环境作为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条件发挥了公司治理的外部功效。
　　本文主要有如下贡献：在理论方面，对企业避税与CEO变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不仅分析了产权性质造成的差异，还提供了法制环境的全新研究视角，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缺陷；在实践方面，本文针对企业、公司高管及司法机关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做出文献支撑；为国有企业高管提高资源利用率、完成纳税数额等行政任务提出要求；为税务机关核查税款缴纳的重点提供社会舆论支持，同时为其引导社会风向提供思路；为司法机关推动资本市场的完善而提高执法效率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