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它一般发生于下列情况：公司管理层人员进行创业尝试、希望摆脱上市制度约束、实现大额股票转让、集团公司实现对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剥离等。在MBO过程中，会滋生诸多风险，如行政风险、道德风险、分红风险、运作风险等，这些风险在我国表现的尤为典型。所以，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一般要求坚持平等原则、强制公开披露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MBO公司法上的价值取向从传统的减低代理成本逐渐“本土化”为解决国有股所有者缺位问题。从理论上讲，MBO实质为一种特殊的商事法律行为，其特殊性体现在强制性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相结合。实施MBO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若收购不成功，公司管理层就有可能被公司解聘，且再次收购也会受到限制；反之，若收购成功，则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转移、公司形态变更或目标公司退市。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看，对于MBO的实施并未作禁止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生存空间。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指引，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收购主体资格、收购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信息披露以及国有股转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移植本身“排异性”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特殊国情所造成的。鉴于此，本文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一些特殊情况，对我国的MBO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构想：第一，在制定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指引规范的同时完善相关立法，明确自然人、“壳”公司以及职工持股会的收购主体资格，并合理界定收购过程中收购者、目标公司董事、股东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一个合理的权利义务制衡体系，让MBO有章可循。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以进一步规范管理层收购，并明确其收购行动中“一致行动人”的法律地位。第二，在资金筹集上，一方面可以借鉴我国现有的成功融资模式：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融资方式创新，如通过MBO资金信托或私募资金。对于资金的退出，可以灵活的采用股权转让、发行上市、重新资本化等方式实现。第三，在定价机制上，批判地继承现行净资产定价模式，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性，制定合理的定价标准值和定价模式，引入竞价机制，提高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价格本身的合理性。在我国，MBO实践由于缺乏具体的规范指引和有效的监管机制，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为MBO监管提出了现实要求。所以，有必要根据MBO自身特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创新监管模式，构建一个多边的协调监管机制，以确保规范的遵守和制度预期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