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金融混业趋势势不可挡。英国于1986年实施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彻底拆除了金融各业的界限;1996年,日本也进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改革,走上了混业经营之路。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角度确认了已存在多年的证券、银行、保险等行业界限不断被突破的事实。在这之前,德国金融界一直坚持的就是全能式的混业政策。鉴于具有“集团控股法人独立、集团混业法人分业、财务并表合理避税”等特点,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各国实现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近年来,我国许多实业集团、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都跃跃欲试,通过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搭建统一的服务平台,试图形成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而形成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形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但同国外的金融控股公司比较起来,只能说是“形似”而非“神似”。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很不规范,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这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德隆事件”已为我国金融监管者提出了警钟。然而至今,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相关的诸多事项,金融监管当局也没有一个统一和清晰的说法。可以说对于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生事物来说,虽“羊”已亡,但“牢”仍未补。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并认为,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应该尽快展开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专门研究,在研究时,不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更要充分考虑中国实际,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框架。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首先要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及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以为后文的深入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然后需要对监管对象——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展开具体分析,要研究其现状、风险及监管挑战,这是设计监管内容、监管主体的基础;最后,针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风险,结合监管理论设计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内容和主体。为此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一般理论(本文理论基础)。这一章旨在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奠定理论基础,分为四个部分。(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及一般特征。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控股公司”和“金融”属性,结合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学者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笔者给出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界定是从规范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角度出发的界定。由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正处于破土以及初步发展阶段,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与该定义有一定差距的“准金融控股公司”。而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已经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本文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研究中,它们也被包含在研究的对象之中。(二)金融监管的含义、目标、内容及理念演进。(三)金融监管主体选择理论—金融监管模式理论。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监管主体的选择密切相关。这部分的讨论就为后文讨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理论:金融市场上的负外部性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特性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悖论、适度竞争原则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第二章: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性分析。首先,该章讨论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金融控股公司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的实现,加大了金融风险。我国主要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二是商业银行独资或合资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三是由实业集团控股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选择问题;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资源整合功能不强问题;控股公司内部经营无序,关联交易混乱;资本重复计算及财务杠杆比率过高问题;缺乏有效的集团整体内控制度。其次,该章讨论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事实上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就是应该针对风险源进行风险监管。最后该章总结了这些问题及风险对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形成的挑战。第三章: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内容。该章是本文重点,也是难点。在设计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内容时,不仅要考虑国外的成功经验,更应该基于中国的实际。本章分为三个部分:(1)关于市场准入监管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准入模式应以纯粹型控股模式为宜;对于实业控股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该分离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在多方面切断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同一控制权下的关联交易。(2)关于业务运营监管笔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展开:结合国际经验,重点进行资本监管;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与风险集中的监管;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制度建设监管;重视金融控股公司内控机制―有效外部监管的微观基础的建设。(3)关于市场退出监管,笔者认为:正确对待“大而不倒”与金融控股公司的退出;金融控股公司的核心金融子公司优先保护制度;子公司破产时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第四章: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本章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金融控股公司主体选择—监管模式的国际经验。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比研究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及其监管模式的演进。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了各不相同、各具所长的监管制度,是由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综合经营程度、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水平、历史条件、政治理念、金融体系结构和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也说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和设计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才会是合适的、有效的。(二)讨论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主体的选择以及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演进路径。笔者认为:“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综合经营试点。针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新特点和现行监管体制不相适应的情况,迫切需要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国外金融监管体制的成熟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并考虑到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收益与成本,近期内,我国还不适宜构建功能型的统一监管模式,应加快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主监管人,由银监、证监、保监部门组成的伞式监管架构。从长期看,要积极探索建立统一监管模式。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一)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业来说风险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整体,金融风险很难量化。但是认识到以下这点却是很重要的:作为混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业务时,确有各金融子行业风险互动的问题。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的混业经营有可能加大金融行业整体风险,出现分业情况下未曾有过的金融风险,比如集团内金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会导致金融风险更具传染性;另一方面,各种业务之间的风险会部分的抵消,从而提高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稳健性。认识到这点意义重大:金融控股公司持有整体资本时,必须考虑到各子公司之间的交互作用。监管者要做的就是监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交互风险。(二)关于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选择,笔者在研究了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模式变迁之后认为:尽管功能型统一监管是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最终模式选择,但是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具体演进路径却可以有多条,有激进的蜕变,也有循序渐进的演变。这取决于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国家大小等多种因素。“渐进式改革”是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主体选择时必须遵守的法则。由于实践、知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本文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地方。在研究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内容时,本文考虑我国实际、结合国外经验,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需要加强监管的地方和进行监管的措施,而这些监管措施的实际监管效果还有待从实证方面加以验证。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