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艾琳·迈尔斯,作为一位男性化的女同性恋,一直是美国文学界,尤其是酷儿文学界中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其诗歌不仅继承了纽约学派诗人聊天式以及口语化的风格,也因其强烈的性别操演性让她与其前辈们区别开来。迈尔斯的诗歌大多是通过自传式的写法,包含了大量个人生活的细节,比如她本人作为一个性少数个体在异性恋世界中的经历,被某些日常生活琐碎的瞬间所引发的思考,以及她在某些社会问题中的政治参与。这些细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迈尔斯所属的酷儿群体,也对迈尔斯性别身份以及主体性的构建至关重要。本文作者旨在通过迈尔斯的诗歌探寻以她为代表的酷儿团体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她如何在异性恋霸权的世界里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主体性。对此,本文作者将重点放在艾尔斯诗歌的性别操演性上,并主要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中关于“语言”、“性别”和“身体”的解读,从三个维度对迈尔斯的诗歌进行探讨。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在语言上,迈尔斯经常在诗歌中使用一些具有操演性的修辞手法,比如戏仿和语言蒙太奇,并且将“谈话诗”作为自己的写作风格,以此来增强诗歌语言的操演性,并将之作为“权力的工具”来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在主题上,迈尔斯为了改造传统的性别角色,在诗歌里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对抗异性恋霸权主义,其中包括挑战传统性别规范、创造新的性别话语以及对边缘化文化的认同。在诗学上,迈尔斯以实现诗歌与自我的合一为目标,并在诗歌创作中坚持自我毫无保留的表达以及将诗歌当作身体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