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在这八年时间里,重庆从一个地处西南的普通城市,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从而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的文化机构、教育机构、文化人士都纷纷奔赴大西南,结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教育发展。国民政府“乐教”思想的积极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抗战时期的“乐教”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最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古代“乐教”的萌芽,后经历形成、发展、成熟、变化等多个阶段。民国初期,学堂乐歌的兴起,沉寂已久的“乐教”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在这个阶段,没有明确提出“乐教”一词;抗战爆发前后,国家内忧外患,处于危难之中,先进之士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开始提出并积极推行“乐教”。这时期的“乐教”思想是在对古代乐教思想的继承上,有了新的内容。政府部门为了积极推行乐教,设立了一些音乐机构,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礼乐馆为代表,就乐教的推行在音乐教育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改革,颁布了诸多音乐教育的法令法规,直接推动了乐教的发展。国民政府“乐教”思想的推行有多种形式。其中,对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引导和管控是国民政府推行“乐教”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手段。本文拟以抗战时期重庆中小学音乐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甄选中小学音乐的师资来源及培训的情况、在“乐教”影响下的音乐课程设置、教材及内容,以及音乐活动的开展等几个方面阐述,梳理中小学音乐教育与“乐教”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以此来说明“乐教”思想在战时重庆的中小学是如何推行的,以及在“乐教”思想指导下重庆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影响及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