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原则作为国际公认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但是我国目前只实行了审判公开,对侦查是否应当公开却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侦查程序依然处于封闭、隐秘的状态,诸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难等问题层出不穷。从法理来看,首先,侦查公开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它使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有参与的可能,并通过侦查公开使双方力量对等,有效制约侦查权;侦查公开还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其次,侦查公开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侦查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的直接实现;侦查公开为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实现参与权提供了有效途径;侦查公开还是对人权中的生命权、自由与安全权和人格受尊重权的保障;侦查公开可使犯罪嫌疑人能够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从而强大被追诉方的力量。再次,实行侦查公开是诉讼价值的内在需要。从正义角度来说,侦查公开不仅是对程序正义的实现,还是对实体正义的实现;从秩序角度来说,侦查公开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诉讼自身秩序的需要;从效益角度来说,侦查公开不仅可以促进效益价值的实现,亦可防止盲目追求效益价值的现象发生。因此,我国应当实行侦查公开。侦查公开的对象可分为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律师的公开,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和对国家机关的公开,但这种公开是适当的、有限制的公开。总的来说,侦查公开的范围随着侦查工作的进展而呈现出由小及大、由少至多的递进过程。其中,基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公开的范围、对象及内容有一部分应当是不管何种案件都必须公开的,我们将之称为侦查公开的最低标准或硬性规定,而另一部分则可以由侦查人员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裁量公开,即侦查公开的柔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