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均出生于19世纪30年代,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他们却成长于不同的国家、家庭,经历了不同的求学之路,两者成年后在社会上又扮演着不同的自致角色,这些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德育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出生于世宦之家的张之洞从小就被托以学优登仕、光耀门楣的厚望,父亲及其重视对他的教育。张之洞学习煞是勤奋用功,通过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他在30岁时终于开始了宦海生涯。官至封疆大吏的张之洞为清末的教育、实业、军事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出生于下级武士阶层的福泽谕吉由母亲一人独自抚养成人,年过14岁的他才意识到应该习字念书。从儒学到兰学再到英语,他一直坚持学习有用之学。赴美游欧的经历则使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日本工业的落后、民智的愚昧。他著书办学,宣传平等自由思想,终身立志于提升民众的德智。张之洞试图通过培养“经世致用的新型卫道士”来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他十分强调读经,试图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圭臬来教化老百姓;其将清政府的施政者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其在德育过程中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主要为言传。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福泽谕吉倡导全国上下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外表,更要学习西方文明的精神。文明精神的实质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促使日本民众成为自尊的“独立人”就正是福泽谕吉的德育目标。他认为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是民众和西洋学者,其还倡导以“身教”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德育思想的对比,笔者得出了四点关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一是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培养独立人格,这是开放时代、网络时代、独生时代及制造时代的需求。二是道德教育应注重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不竭资源。三是应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更是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基础。四是应注重“言传”“身教”并举,选好榜样,做好宣传,这有利于卓有成效地完成道德教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