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是顺应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复杂与社会管理模式功能局限间矛盾,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社会治理格局转变的产物。经历了业余慈善活动的职业酝酿时期,以教育为重点的职业建立时期,政府介入的职业成熟深化时期,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成为确立我国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开创性文件。国家和地方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和立法探索,支持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事实也证明,近年来社会工作者在养老服务、社区暑托班设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家庭教育等民生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专业价值作用。但在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有关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社会立法却日趋增多,职业化建设走在专业化之后,导致社会工作者职业认知度不高。本文试图以有限政府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当前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现状为重点,结合社会工作者的发展脉络,借鉴域外代表性国家的成熟经验,在我国将社会工作者定位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基于其职业公共利益内涵,承载社会福利的职能要求,科学提升我国社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这样不仅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取向,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内在要求。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提出问题,梳理有关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等;第一部分,对社会工作者进行基本概述。通过对社会工作者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和发展脉络及特征的梳理、基础理论的分析,发现社会工作者的诞生是社会福利体系的传递手段,始终渗透着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第二部分,展示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现状,确定研究起点、研究空间。从国家及地方层面对我国当前关于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政策规定和立法定位,得出我国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核心实质上属于职业立法,贯彻法治社会理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也尤其关注地方立法成果,发现存在法律主体定义模糊、资格准入设置歧义、权利义务设定失衡等问题;第三部分,选取考察域外代表性国家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特点,结合我国国情,汲取其中值得我国借鉴的部分。归纳出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发展普遍遵循民间自助、国家干预、重返民间的规律,福利国家模式、保护专业地位模式、行业自律模式为我国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参考价值,得出社会工作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继受者,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确立依附于完善的社会福利立法等启示;第四部分,提出科学提升我国社会工作者法律地位的对策。通过建立明确的资格准入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优势,以制定《社会工作法》为有效途径,从立法原则、立法性质等方面进行宏观思考,从完善社会工作者权利义务、拓宽责任救济渠道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结语部分,本研究希冀为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法治化提供参考,有助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