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流转日趋活跃,农地流转在促进农民收入提高、调整农地利用规模、提高农地利用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地流转的大力支持,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接受程度也不断提高。因此,对农地流转效率进行评价成为检验农地流转效果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本文将农地流转效率划分为农地流转水平和农地流转效益两个一级指标,农地流转水平从规模、流向、安全性3个二级指标出发;农地流转效益从农民收入、农业生产、农村发展3个二级指标出发,选取15个三级指标对农地流转效率进行评价;并对农地流转水平和农地流转效益协调性进行分析,用以合理评价农地流转效率。选取2012、2015和2018年截面数据,分析东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省域农地流转效率时空差异;农地流转水平和农地流转效益协调性时空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2018年影响中国农地流转效率的障碍因子,以期提高农地流转效率。研究结果表明,2012-2018年,中国农地流转效率先降后升,农地流转水平同样先降后升,农地流转效益呈上升状态。区域层面,2012、2015和2018年农地流转效率均为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农地流转水平均为中部大于东部大于西部,东中西部农地流转效益与农地流转效率区域差异一致。2012、2015和2018年农地流转效率、水平和效益均为粮食主产区大于非粮食主产区。2012-2018年,中国农地流转水平与农地流转效益协调度先降后升;农地流转水平和农地流转效益协调度中部最协调,东部次之,西部较差,粮食主产区优于非粮食主产区。省域农地流转效率方面,2012、2015和2018年,黑龙江、北京和上海一直较高,陕西、云南、贵州和广西一直较低,“高-高”集聚中心一直在我国京津及江浙一带,广东在“高-低”集聚中心和“低-低”集聚中心间不断变化。2012-2015年,江苏、青海、陕西和河南等10省市农地流转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余省域农地流转效率有所下降。2015-2018年,除江苏省外,其余各省域农地流转效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省域农地流转水平方面,2012、2015和2018年,山东、河南一直处于前列,云南和海南一直较低。2012-2015年,9省域农地流转水平升高,21省域农地流转水平下降,但下降幅度均较小。2015-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流转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省域农地流转效益方面,2012、2015和2018年,黑龙江、北京和上海一直较高;甘肃、贵州、广西和海南农地流转效益一直较低。2012-2015年,16个省域农地流转效益增长,14个省域农地流转效益下降。2015-2018年。除福建、海南、江苏、广东4省农地流转效益有所降低外,其余26个省域农地流转效益均有所提升。各省域农地流转水平和农地流转效益协调度在2012-2015年较为稳定,2015-2018均有所上升,且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依旧缺少优质协调类省域2018年影响中国农地流转效率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农地流转的畅通性与安全性、农业生产利用规模性和农民收入方面。根据存在的障碍,提出了要完善农地流转渠道、签订流转合同、提高农地利用率和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