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指在语言体系中某些或某类语项和结构在一个文本中的经常性的、有统计意义的复现。既涉及源语文本风格、又涉及译语文本风格的研究,被称为“翻译风格学”。本文考察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属于“翻译风格学”的一项个案研究。萧乾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著、译作品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萧乾身兼译者与作家两重身份,成为翻译风格学的很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使我们可以对其译作和原作的语言风格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可能成为这位文学家、翻译家的个性化风格的体现。在萧乾的众多译作之中我们选择《尤利西斯》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尤利西斯》是一部风格多变的小说,最好地体现了詹姆斯·乔伊斯这位现代派作家的创造才华,T.S.艾略特称乔伊斯为“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英语语言大师”。乔伊斯通过对英语语言的自由操控,表达了对虚伪的宗教和残酷的殖民迫害的痛恨和对祖国的深藏不露的热爱。小说中语言风格的不断变换为翻译风格学的对比分析提供了大量饶有趣味的实例。除了萧译本外,本文还对比研究金隄的《尤利西斯》译本。金隄翻译的《尤利西斯》上卷与萧乾的《尤利西斯》上卷均为1994年出版,出版时间上的接近为译者风格的独创性研究提供了适宜的比较基础。对《尤利西斯》汉译本的个案研究采用的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本研究所建立的小规模的“翻译与创作语料库”所收录的文本包括乔伊斯的英语小说《尤利西斯》、萧乾译本、金隄译本、以及萧乾原创汉语小说四个文本构成。利用WordSmith工具检索该语料库,本研究着手探索翻译文本风格的构成要素,对“译者在译作中留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的假设进行验证。之所以选择语料库翻译学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而没有采用传统的依靠主观直觉判断进行定性研究的方法,是因为借助计算机软件,研究者可以得到所有相关的信息和实例,从而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翻译文体学的研究模式来考察原文与译文在风格上的接近程度。该模式的基本思想是：原作的风格之中蕴含着作者的艺术动因,译者须对此加以识别,而后考虑是否在译文中再现这种风格,如是,则会进一步考虑再现的方式。理想的状态下,译作与原作在风格上应完全相同,但是由于语言各有其独特之处,译作与原作的风格只可能无限接近而不会完全等同。该模式简述如下：作者的意图译者的意图(?) (?)原文风格≈译文风格↓↑译者的识别→译者的抉择本文依照Leech和Short(1981：69)提供的核对清单,从词汇、搭配、句法和修辞四个层面研究作者的风格,考察《尤利西斯》语言风格体现出来的乔伊斯的艺术动因及其在译作中的再现。在词汇层面上,本研究着重探讨译作与原作的词汇多样性问题,涉及的考察项目包括标准化类符/型符比、译者的个性化用词以及下义词的翻译四个方面。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化类符/型符比方面萧译和金译差别不大,但是萧乾译作却比其原创作品用词更加多样化。这一差异或许可从萧乾原创作品题材狭小,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题材覆盖面较宽加以解释。第二,两位译者各有自己的词汇偏好。从两个译作的对比来看,萧译比金译更偏好使用语气助词。从萧乾译作及其原创的关键词表的比对来看,可发现萧乾偏好使用一些词语,如“踱”等。这一结果证明写作者的惯用措辞风格在创作和翻译中都发挥着微妙的影响力。第三,对《尤利西斯》原作中不同的行走方式的考察表明,当译语中缺乏相应的下义词汇时,译者往往会使用其上义词来翻译,不过,译者通过使用副词和形容词对该上义词进行修饰和限定,尽量准确地传达原意。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源语和译语的体系差异制约着译者的词汇选择。在创造性搭配风格的层面上,本研究以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所使用的LAUGH, SMILE和SAY三个词汇为例来进行。研究发现,萧乾在其原创作品中有一些个性化搭配,显出其语言的创造性,然而在翻译极具语言创新意识的现代派作家乔伊斯的作品时,萧乾对乔伊斯的许多异常搭配风格都采取了保守态度,以汉语的常规化词汇搭配来应对。这一现象表明,尽管在进行自由创作时,作家会充满自信地进行语言创新,但在着手翻译他人之作时,他对不合乎语言常规的创新性表达往往比较审慎。这一差异或可归因于当事人认为自己在翻译与创作两种文学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原创相比,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地位”(Venuti 1998:1-2)。一方面要考虑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一方面要考虑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可接受性要求,译者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做出抉择,尤其当原作者的风格与译语规范格格不入的时候。其结果往往是牺牲原作者的独特风格,以求得实质内容的稳妥传达。在这一决策过程背后一直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一个译者而不是一个原作者,这一身份使他受到的限制更多,自由更少,因此无论是与源语相比,还是与译语相比,译作语言往往都不如原创语言精彩。在句法层面的研究上,本文对译者风格的研究涵盖三个方面：复杂句式,不合句法的结构以及从句的位置。句式复杂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平均句长来考察的。研究表明,在萧译、金译和萧原创三个汉语文本中,萧译的平均句长最短。这是因为萧乾将原作的长句拆译成较短的、易于理解的汉语。拆译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萧乾译本没有如实再现乔伊斯的写作风格,尤其是体现他意识流手法的无标点长句的语言风格经过拆译已消失殆尽。《尤利西斯》原文中不合语法的句式在萧乾和金隄译文里多数已被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原文中拼写不完整的单词,在汉译中成为表意完整的词汇；原文中反常规的语序,在汉译中成为合乎常规的旬式。乔伊斯不合英语语言规则的表达,是对英殖民主义者所使用的语言的一种叛逆,因而是有风格意义的。但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体系之间存在差异,译者不能在汉语译文中将这一句式风格特征完全再现出来。译者将源语的异常结构译成合乎译语规范的做法,是翻译语言规范化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规范化之外,译作中的一些表达方式仍然能够显现译文语言受到原文语言的异质性影响的痕迹。这使得翻译文学读起来与未经翻译的原创文学有些差异。本项个案研究发现,状语分句被后置的现象在译作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在原创中出现的频率。这反映了翻译过程中源语语言结构的干预作用。本文认为,由于翻译在本质上是衍生性的,翻译过程中源语对译语的影响是无法消弭的。正是由于源语的影响致使翻译语言带着些洋声洋气,才使译作区别于原作。翻译语言区别于原创语言的这些特征,使得翻译语言被称为“第三符码”(Frawley 1984),“第三语言”(Duff 1981),或“杂合语”(Trosborg 2000)。在个性化人物言语修辞方面,乔伊斯在《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性格大多通过对话或内心独白表现出来。译者是否向读者传达了小说人物的个性化言辞,这是一个具有风格研究意义的考察项目。本文探讨了三个人物的言语风格：Lenehan, Bloom以及第十二章“卡吕普索”中的匿名叙述人。翻译实例说明译作中再现人物的个性化言语风格是很重要的。鉴于源语中的小说人物是通过译者才得以与译作读者见面,所以译者的作用,正如歌德所言,就像一个忙碌的媒人,通过“赞美一个值得我们所爱的半遮着面纱的美人”,“勾起我们对其本真面貌的难以遏制的向往”(Robinson 2006:224)。如果译者不能把一个原本美丽的女子描画得美丽,那么读者就会误解她,译者这个媒人就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本文认为有四个因素影响对译作的风格起着制约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译者对风格理论知识的把握水平和对作者风格特征的分析能力。Boase-Beier (2006:29)认为,“有风格意识的译者会更加充分地赏识风格的效果,也能更加充分地赏识促成这些效果的心智状态或观点。”虽然这一观点对各种文本类型均适用,但是译者有无风格意识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能够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差别,因为比起其他文类来,在文学作品中更能体现风格因素的微妙与创新。第二个因素是译者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认识。如果译者认为风格,如Jakobson所说(Bradford 1994:3),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符号,风格“与它所承载的物体从未完全分离”,他对风格就会比较重视；如果译者认为风格仅是一种“装饰”(Puschel 1980:305-6),是可以牺牲的东西,他就不会十分重视原作风格的保存。金隄欣赏乔伊斯变化多端、富有创新意识的写作风格,而萧乾对乔伊斯的创作实验却并不十分认可。当萧乾觉得乔伊斯的创新手法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混乱的时候,他就以译意为主而不顾及风格了。在《尤利西斯》译本序中萧乾论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写道“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2005：16)正是这一追求“流畅”和“口语化”的目标使得萧乾拆译长句,并根据读者常规的阅读习惯给本应无标点的句子标示了句读。萧乾“化开”艰涩之处的努力使萧译本赢得了较高的可读性。不过,尽管金隄比萧乾更多地保存了乔伊斯的风格特征,由于语言差异的客观存在,有一些风格仍然是无法完全再现的。这就涉及影响译作风格的第三个因素：源语风格的构成方式。如果原作的语言风格是建立在语音和词形层面上,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这种风格是很难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建立在书写特征上的语言风格也是不可译的。句法层面的风格特征比较容易移植,尤其在印欧语系的亲属语言之间。语义层面上的风格对翻译的挑战性最小,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译语中存在与源语对应的词汇,这也是语言可以互译的前提。第四个影响译作的因素是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文学传统造就了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文学选择和翻译批评者的译作质量评估标准。不同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差异是不容易弥合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鸿沟也是不容易逾越的,因此译者必须仔细审视翻译中涉及的两种文化并使其达致某种平衡。利用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尤利西斯》词汇、搭配、句法、修辞各个层面的比较研究发现,总的来看,萧乾的翻译风格比较透明,金隄的翻译风格比较隐晦。萧乾将原作的一些为作者独有、但可能不合乎汉语语言、文化和文学规范的风格特征过滤掉,因此提高了译作的可读性,并迎合了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相比之下,金隄保持了原作的大部分风格特征,使译作读者产生与阅读汉语原创作品不同的审美体验,译者以陌生化的句法结构及其他手段使读者意识到自己所阅读的是一部译作而不是一部原作。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一切情形,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局限性。然而,将每一种方法所获取的点滴知识长期积累下来,就会使人类逐步获得真知。本文所采用的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方法使我们获得了一些仅凭直觉进行定性研究所无法取得的研究结果。作为翻译风格研究的一项个案,本文的探讨还不够详细,但是希望这一研究方向能对今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研究译者风格有所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