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保障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养老、医疗、失业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相继制定了多项改革方案和政策法规，在世纪之交初步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其中社会养老保险涉及新老几代人，问题十分突出。一是随着历史遗留问题的显现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支付压力非常大，必须多渠道筹措资金，即筹资问题。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不畅，保值增值面临着很大压力，即投资问题。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安全渡过21世纪30年代的养老金支付高峰期，成为设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借鉴国际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验,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与投资模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使本文论点更加鲜明，论据更加确凿可信，如果这些研究能对国内有关理论及实务人员有所启迪，那将是本文最大的贡献。文中起笔处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沿革中找到了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症结所在。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自50年代初期建立以来，先后经历了数次改革，1995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我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问题随即提上议事日程，在运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筹资与投资问题。从筹资角度，根据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三种资金筹集模式优缺点的分析，考虑到养老保险项目的支出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趋势以及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经济承受能力，本文有充分理由认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宜采用部分积累模式。由于历史上我国采用的一直是现收现付模式，所以在转为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要遵守其在现收现付制下对人们的养老金待遇承诺，事实上就形成了国家对他们所负的“隐性债务”。人口老龄化、退休年龄过早以及基金缴费基础受损是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主要背景因素。其实,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一直存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只是促使了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文中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结构和规模进行分析，并认为：1、抚养比由3.65：1变为1.87：1；2、社会统筹基金总缺口1.8万亿，年平均717亿；3、特殊困难期在2001-2006年间，转制成本仅需5000亿元。通过对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转制时期和正常运转时期资金筹措渠道的分析，本文认为国有资产变现和社会保险税是中国成功跨越转轨时期进入正常运转时期的最佳选择。文中单僻章节定性分析了国有资产变现的途径和社会<WP=3>保险税的构成要素，并定量分析出我国国有股减持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的数量空间。如果按国有股减持10%、20%或50%测算，按1999年末市值计算可筹资1414亿元、2828亿元或7070亿元，但按2002年底中国股票市场13074.2亿元的流通市值计算，中国股票可承受2614.84亿元的投资冲击，因此国有股减持最多可以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2614.84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1999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9875.5亿元，按照社会保险税养老保险项目15%的税率，社会保险税可以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资金1481.325亿元。从以上两个数字来看，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还要多渠道的寻找资金来源，因此本文对于如何缩减隐性债务规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养老金调整的规范化、降低替代率、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以及完善资本市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式缩减隐性债务规模。从投资角度，文中详细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四大风险特征，替代率风险、投资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及偿付能力风险，并且具体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认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应控制在低风险低收益与中风险中收益之间。对于国际社保基金投资模式，文中从投资主体、投资限制、投资组合及投资收益四个角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应更多的借鉴新加坡的集中管理和有限资金营运方式，而且应适时将资产分散在各个国家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在对中国资本市场现存的各种投资工具进行逐一分析后，本文利用1993年至2002年间的数据，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投资限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此种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率基本不能抵御中国社会养老金的替代率风险，因此必须将眼光投放于国际市场。总之，在实际操作中应将筹资与投资紧密结合，筹集的资金用于投资，投资收益进一步补充资金来源，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