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定向增发作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流方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定向增发政策的出台,其初衷是拓宽上市公司融资渠道,支持上市公司又快又好发展。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加之各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大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进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事件屡见不鲜。目前学界对大股东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关联交易、关联担保、资金占用、现金红利等方面,而对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行为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对定向增发过程中大股东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有文献关于大股东控制下的定向增发对上市公司影响存有两种观点,即“支持”和“侵占”,观点分歧的原因在于不同学者对定向增发带来的协同效应和隧道效应的衡量与态度上的不同,其中多数赞同“侵占”。而具体侵占方式,定向增发实施前主要有业绩操纵和时机操纵。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表明,公司规模和公司背景会影响大股东的行为方式,但具体产生何种影响,尚无相关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探讨,这将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所在。基于大股东侵占观点,本文主要研究定向增发前大股东操纵行为及其偏好,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识别大股东的操纵行为特征,从而规避投资风险。针对大股东侵占问题,本文构建了定向增发过程中股东财富收益模型,并在不同限制条件下加以数理推导,从理论上阐明大股东利用定向增发进行利益侵占的动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搜集了2006年5月至2013年12月间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单变量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了大股东特征与业绩操纵的关系、大股东特征与时机操纵的关系以及不同公司在业绩操纵和时机操纵之间的偏好,并对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其事前确实存在业绩操纵行为,且为负向业绩操纵,主要是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侵占动机所造成。第二,不同对象的定向增发其事前业绩操纵不存在方向上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大股东具体的认购方式、认购比例、持股比例以及受制衡的比例均对事前业绩操纵产生影响。第三,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其事前确实存在时机操纵行为。具体操纵方式上,基准期内股价操纵整体为负,并不因增发对象而存在操纵方向上的差异。相较于定价基准日和基准折扣率操纵,基准期内股价操纵更直接和更具目的性。第四,在同时考虑增发对象和增发时机后对发行折扣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增发时机而非增发对象对实际发行折扣率的解释力更强。第五,公司规模和公司背景对大股东定向增发前的操纵偏好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公司(国有公司)偏好于业绩操纵,而小公司(非国有公司)倾向于时机选择。本文可能的研究创新如下:第一,本文以基本收益模型为基础,逐步添加信息不对称条件和控制权收益条件,通过对改进模型的理论推导阐明定向增发前大股东操纵行为动机与方式。本文在模型构建上较之与基本收益模型的边际贡献在于考虑了信息不对称、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和增发规模的影响,结论更可靠。第二,本文从发行价格制定的三个限制维度出发对时机操纵进行研究,即定价基准日操纵、基准发行折扣操纵、定价基准期股价操纵,因此研究视角较之以往大有不同;通过各种时机操纵方式的对比研究发现定价基准期内的股价操纵更直接且更具目的性。本文的边际贡献就在于较之以往的文献,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了定向增发时机操纵的主要手段在于定价基准期内的股价操纵。第三,本文不仅研究大股东控制下定向增发公司事前业绩操纵和时机操纵的存在性,还研究公司特征对大股东操纵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公司定向增发前在追求最大收益时偏好不同的策略和路线。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实证角度证实了不同类型公司定向增发前在业绩操纵与时机操纵二者间的偏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