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启动了当代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历程,其具体内容包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型;从具有封闭、同质单一和伦理性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异质多样和法理性的工业社会转型。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成为直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政府本身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转型,以不断地适应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环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作为当代资金、物质、人才、信息、技术集散中心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日益凸现。改革开放以来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大都市。从组织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组织都是环境的产物,受到环境变迁的影响,大都市社会的全面转型不可避免地给政府组织带来压力。政府要能动地适应并与社会环境形成积极的互动,就必须改变传统政府行政范式。在这种意义上,政府组织与社会环境是相互影响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带来政府组织的变革,而政府组织的变革一定程度上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引导社会环境向一定的方向变迁。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便与政府治理成长的话题密切相连。上海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推行使得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当前上海又确立了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这就使得上海大都市的社会转型更具有典型性。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均处于全国各省级地区的前列。就此而言,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的互动程度较其他地区也更为强劲和典型。大都市政府治理一般包括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合作管理域内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体系、方式与过程。从政府治理的主要内涵来看,政府治理主要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各种主体采取有效方式合作达到治理目标的过程,而政府又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主体。大都市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治理主体的变迁、府际关系的协调与治理方式的变革为基础。治理主体主要是指承担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政府是作为公共产品单一的生产者和供应者而存在的。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推进,由于政府单一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可能导致低治理绩效,因此,这一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上海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三元结构,既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实际表现。转型期大都市政府治理的发展需要继续推进大都市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这需要在转变政府职能,引入及完善竞争机制和培育民间组织三个方面下功夫。府际关系的调整是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研究的重要变量,府际关系的协调发展则是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最大化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大都市社会转型的历程同时也是大都市府际关系由消极阻隔向积极协调状态转变的过程,大都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大都市政府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大都市政府内部层级关系的协调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然而,转型期上海大都市府际关系协调具有两重性,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样,转型期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需要继续推进大都市府际关系的协调发展。治理方式是实现治理目标、提升治理绩效的途径和手段选择。社会转型背景下上海大都市政府治理的成长也离不开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就信息化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而言,信息化既成为政府治理所在的外部环境,又成为政府治理可以凭借的重要手段。上海大都市的信息化发展提出了电子政务建设和政府治理信息化的需要。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历程较短,然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上海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促进了大都市政府信息化治理绩效的大幅提升。不过,由于开始的时间不长,上海在推行电子政务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有待反思的地方。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影响了上海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而上海大都市政府治理的成长需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政府治理的信息化。具体来说,应当从加强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实践应用,加强电子政务的人才培养及破除电子政务的“主体阻力"三个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