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传统经济动能虽然能够维持经济增长,但已经不足以维持以往的快速增长态势。同时,此前被高经济增速所掩盖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与金融风险也在逐渐显露,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在不断上升,这使得金融风险更容易扩散到实体经济并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当前世纪疫情冲击与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在此背景下全面解析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为此,我们需要对如下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新时期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具有什么样的趋势与特征?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两者之间通过哪些传导渠道相互影响?以及面对这种关联机制,我国政府应该如何施行何种政策组合以维持经济稳定运行?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与金融风险理论为出发点,深入剖析经济增长趋势与周期性特征,合理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全面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模拟不同经济政策组合对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支撑作用和调控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理论与金融风险理论,并为我国政府制定与施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机制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基础。本文总体上分为四部分共七章,其中第4部分为结论。具体内容如下:本文的第1章与第2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对研究的事实基础与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比和改进。其中第1章为引言和绪论部分,该部分主要对本论文选题的现实背景、研究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以及全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介绍,从而为后继研究奠定一些必要的经济事实和经验证据。第2章为文献综述与研究进展的梳理与评述部分,该部分主要对金融风险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关联机制研究与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机制研究的发展进程与演化过程进行综合阐述,按照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发展脉络,除了介绍前沿进展和主要学术观点以外,还为后继章节的实证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经济命题。本文的第3章与第4章为第二部分,该部分主要为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关联机制的计量研究与理论研究。其中第3章主要测度了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计量分析。本章首先利用GDP同比增速作为代理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周期特征进行系统性剖析,而后分别探究了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与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其次,利用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外汇市场的数据指标构建金融压力指数,以作为金融风险的代理变量,描述金融风险的动态特征;最后,本章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出现显著的结构性转变,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已经由高速换挡至中高速区间,而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转变,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体现经济增长波动过程中的一种“惰性”或者经济增长的“抗跌性”。而从增长与风险两者关联机制层面来看,金融风险提升会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并抑制经济增长,经济扩张会促进资产泡沫形成从而提高金融风险。自2011年后,两者之间的作用效果逐渐弱化,增长与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也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在通过计量方式剖析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关联机制后,我们仍需要深入分析关联机制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第4章主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作用效果与传导路径。本章主要基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典型化事实”,构建了具有金融风险冲击的DSGE模型,并通过参数校准使其符合我国经济现实,而后利用数值模拟与反事实试验阐述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风险冲击主要通过成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当金融风险提升后产出下行,同时物价水平提升,同时金融脆弱性也随之上升;在传导过程中,金融供需摩擦是影响传导效果的重要因素,而价格加成是金融风险成本推动性冲击影响效果的决定性机制。本文第5章和第6章为全文的第三部分,研究重点聚焦在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目标。其中第5章分析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框架下,宏观经济政策如何维持经济高可持续增长与金融稳定。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利用货币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指标,测度、预测和检验了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主要状态,以及在不同状态之间转换的概率,基于测度货币政策“状态”的“MS-DSGE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可能出现转换的现实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增长”和“稳物价”效应。进一步,我们基于“SV-TVP-FAVAR模型”（随机波动率—时变参数—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已考虑宏观调控取向转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合机制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更为显著,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效应更优,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应更佳。这种研究区分出了经济政策的“单独效应”和“组合效应”;同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逐步优于财政政策;而在多重指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应不存在绝对占优选择,多重指标评价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更加合理且必要。本文的第6章主要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框架下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双稳”政策目标。本章构建了具有金融风险的DSGE模型,并考虑房地产对金融市场的消费、投资与抵押品等多重作用,以此作为分析“双支柱政策”调控效果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传统基于通货膨胀率偏离进行调控的规则性货币政策虽然能够抑制经济波动,但是在调控过程中会出现力度不好控制、对实体经济产生长期滞后效应、无法兼顾金融风险等问题。而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后,“双支柱政策”框架的调控效果更为稳健,同时能够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同政策组合中,盯住通货膨胀率与强反馈的宏观审慎政策是多种政策组合中的占优搭配,其调控引致的福利损失最小。本文的第4部分为结论,由第7章构成。本章汇总了上述各章的研究结果,并进行了统一归纳和总结,并围绕“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机制给出了主要对策建议。全文取得的主要进展和主要创新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在金融风险测度和风险指数编制上取得了新进展,并测度了金融风险冲击的“均值效应”和“波动率效应”,拓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目标维度并增添了风险管理工具。我们基于一些子类金融市场数据,构建了金融压力指数,并以此测度金融风险程度,获得了金融风险测度的动态指标数据,实现了对各种不确定性影响下的金融风险检测与预测。然后我们利用TVP-VAR模型检验了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从增长率冲击和风险冲击角度,给出了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传导机理,这为量化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为“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标准和基础。第二,本文在金融摩擦和市场失灵条件下,获得了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微观机理及相应经济证据,给出了经济政策组合的规则性和时间一致性条件。本文从典型经验事实与现实经济背景出发,构建了包含价格加成、金融供需摩擦等市场失灵因素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融入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规则,以此深入解析金融风险冲击影响实体经济的微观传导机制。这里利用金融加速器原理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关系的重要理论模型,建立了实际产出与金融摩擦的微观关联命题,证明了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机制,并发现财政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规则对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在理论上论证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政策组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和实际价值。第三,本文利用经济周期区制和经济政策区制的测度与划分,估计和检验了经济政策效应的经济周期相依性。本文利用“MS-DSGE模型”测度处于不同区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这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周期相依性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论证了宏观调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DSGE模型中固定参数的前提假设,将经济变量关联性拓展到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大大拓展了DSGE模型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从而可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描述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原则和应对机制。第四,本论文在保持“稳增长”和“防风险”动态平衡的经济政策操作模式研究上获得了重要进展,描述和检验了“双支柱政策”的“稳增长”和“防风险”效应。首先,我们注意到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不仅涉及到实际经济和虚拟经济形态,而且还涉及到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持价格稳定等多个政策目标。为此,我们探讨了达到稳定增长和防范风险等双重目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机制,对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机制的基本约束和典型规则进行了论证,提出了延长积极财政政策期限等重要观点;其次,我们针对“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工具进行了研究,主要引入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论证了融入了宏观审慎工具的“双支柱框架”的作用效果,论述了“双支柱框架”的调控模式、实施措施及其动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