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仍然低迷的人口出生率,又给了“二孩”生育政策沉痛的一击。人口结构逐步失衡,性别比例愈发失调,诸多类似问题正在用事实告诉人们,为中国人口发展寻求一条出路迫在眉睫。但同时,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人们的性别观念也日益产生了变化,女性地位正在慢慢崛起,家庭分工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低迷的国民生育意愿何去何从,受到多方学者的关注。教育与生育意愿的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若以家庭为单位,深入探讨其中的影响作用,对提升生育意愿、优化家庭分工等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我国当前“高教育低生育”的现实情境,本文结合性别角色理论、家庭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供给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通过Logit回归,探究家庭中夫妻教育水平及其教育匹配模式对个体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索父辈教育水平及匹配模式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通过文献梳理与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男性（即家庭中丈夫的角色）、户口为农业户口者具有高二孩生育意愿的可能性高于女性和非农业户口者;根据家庭及区域经济状况,没有房产、地处东部地区等属性会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2015年调查样本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可能性高,这是单独二孩政策的产物;二是,以初中学历水平为参照类,当个体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和配偶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时,以及夫妻教育匹配模式是均为高中学历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时,个体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均显著提高;三是,以初中学历水平为参照类,当原生家庭中母亲为小学以下学历时,以及原生家庭父母教育水平皆为小学以下学历时,个体二孩生育意愿提升的概率显著提升;四是,夫妻受教育程度及夫妻教育匹配对个体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在性别、城乡、生育史以及出生梯队差异上均存在异质性。以上,本文探讨了夫妻教育水平对个体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为“高教育低生育共存”的现状提供了实证分析。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助推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隔代照料的支持与帮助,为女性解放了育儿的“一只手”;伴随高等教育同质婚配的出现与普及,低迷的生育意愿将迎来转机。政府可以从提高教育质量、提供生育补贴、完善公共基础建设、促进性别平等、重视隔代照料等方面继续探究,为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