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经济腾飞的时代,世界各国(地区)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全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贸易对中国GDP的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相对于每年巨大的贸易总额和较高的贸易增长率,中国GDP的增长率远小于前者。贸易持续顺差,特别是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贸易摩擦增多,外贸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却很小。在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主要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价值链,处在价值链上的低技术、高耗能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附加值低。在被动参与全球生产的条件下,中国难以获取较多的直接贸易利益。本文主要依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国际价值论作为分析贸易利益来源的理论基础,再结合市场结构和外部环境(国际经济制度和生态环境变化),三者共同探究价值链分工下直接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贸易附加值是指产品在一国经过生产加工后实现的价值增值,可以用于计算直接贸易利益。劳动创造新价值,贸易利益最根本的来源是剩余价值。国际价值是国际贸易交换的基础。在价值链分工下,最终产品的价值是各个环节中间产品的国际价值的总和。中间产品的国际价值,是参与价值链生产的所有国家或地区个体生产同类环节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由于各国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有差异,按照商品国际价值交换,会导致欠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尽管是等价交换但却是不平等的交换。主导价值链的国家或企业往往用最合适的方式控制着整条价值链的每个环节。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对市场的控制力以及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力都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后的直接贸易利益分配。而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加工环节,牺牲了环境,造成了国民的社会福利损失。本文将劳动生产率、市场势力、国际经济制度和生态环境逆差作为影响直接贸易利益的四个主要因素,相应地选择了四个经济变量：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固定资本形成率、产品贸易竞争指数和制造业能源消费量,对贸易附加值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四者都是影响贸易附加值的因素,贸易附加值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固定资本形成率、产品贸易竞争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与能源消耗量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我国应该努力改善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向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两端拓展。注重扩大内需,构建国家价值链,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鼓励本国企业进行国外推广,构建以特色产品、品牌和营销策略为主导的新的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