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以美苏为主导的两大军事阵营，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涵义、内容和结构。在军事安全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安全威胁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苏联和东欧巨变，冷战以前所未有的案例，清晰地揭示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及其文化斗争。而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文化冷战，从根本上获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则是冷战的一大发明。冷战后，美国认为构成国际间安全冲突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历史要素并没有结束。约瑟夫·奈“软力量”理论的提出，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美国在文化上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另一方面表明世界竞争战略由于国家实力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出现的战略重点转移趋势。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沖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以西方大国集团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地通过大众传媒对民族国家进行文化侵蚀和文化扩张。如通过发达的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利用各种途径把承载西方价值观的书籍、电视片、电影等精神文化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大国集团进行思想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从国家文化安全高度，以传播学视角研究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中媒体防范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与作用。根据奈的解释，“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是无形的、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力量，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如同核武器的使用需要运载工具一样，承载软力量的工具——媒体，是研究软力量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我国学者关于“软实力”的引介与论述中，媒体被纳入“软实力”的范畴。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简单归类不贴切。出于研究需要，本文拟对媒体“无形的力量资源”部分，称为传媒“软实力”，媒体“有形的力量资源”部分，称为传媒“硬实力”，二者合力称为“传媒实力”。笔者认为传媒“软实力”产生的是影响力，传媒“硬实力”产生的是传播力。因此本文从影响力和传播力两个层次分析对外传播中，媒体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影响力层面：运用“框架理论”，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法，选择《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简称《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对2002年“中共十六大”和2003年“中国SARS报道”为研究对象，在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一定逻辑推理，推导出西方主流媒体在对外报道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传媒“硬实力”方面：通过把中、美、日、俄、印五国在图书出口额、对外广播语言种类、互联网站数等对外传播指标相比较，发现网络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将面临新挑战。综合以上结论，笔者尝试性地从信息技术、信息报道和信息资源角度提出传媒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