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地发展,民营企业和个人对于资金的需求也进入到日趋旺盛和迫切的阶段。正规的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那些有迫切资金需求的民营企业和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自上世纪90年代,非法集资类犯罪开始呈现专业、系统化的现象。随后,我国逐步构建起了由刑法及相关附属刑法、司法解释、行政法律、部门规章组成的较为严密的非法集资法律规制体系。立法、司法和行政上的应对和处罚措施,在短期内对预防和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二十年来的实践效果来看,非法集资行为的现行规制模式存在构成要件不够明确、行政监管与刑事规制梯度错位、法律监管模式未区分融资形式和过度适用死刑判决的问题。本文将以刑法学理论为依托,借鉴金融法学的相关理论,对非法集资现行规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检讨,并在遵循刑法学和金融法学的双重解读基础之上,提出重构非法集资行为规制模式的初步设想。具体来说,要遏制日益猖獗的非法集资类犯罪,须从外界融资环境和法律规制体系两方面同时着手,不可偏废。首先要从政策方面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渠道支持,通过建立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机制,以缓解民间闲置资本投资难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尖锐矛盾。其次是法律上的松绑。资金是企业运转的血液,顺畅的资金流转和强大的资金储备之于企业至关重要,解禁和改革民间金融成为个人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吁请,在此背景下,直接融资形式的非法集资亟待挣脱刑事管制的桎梏。而由《证券法》调整直接融资、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间接融资的立法构想,既遵循了刑法学和金融学的双重解读,又能为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提供一个“安全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