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国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告诉才处理犯罪的概念是指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才审理,即只能作为自诉案件处理。但随着学界对告诉才处理制度的深入研究,另一种观点异军突起:告诉才处理是指对该种犯罪行为的追诉权属于被害人,当被害人主动向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罪行告发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公安司法机关才能根据被害人的追诉意愿来协助其参与刑事诉讼,即被害人对告诉才处理犯罪享有的诉权既可以指向自诉程序,也可以指向公诉程序。由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将告诉才处理犯罪与自诉案件等同,将公诉途径排除在告诉才处理犯罪的救济途径之外,致使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被害人“有权无能”、对侵占罪的追诉进退维谷等困境。告诉才处理犯罪在追诉程序的设置上必须同时兼顾两个重点:一是追诉必须符合被害人的真实意愿,是被害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二是被害人一旦作出追诉的选择,追诉就应当有效地进行。前者关系到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可选择性启动,后者关系到告诉才处理案件的有效追诉。换言之,对于告诉才处理犯罪追诉机制的重新构建,一方面要完善代为告诉制度等相关告诉权制度以保障被害人的告诉自由,另一方面需要对告诉才处理犯罪的追诉模式进行革新,将“告诉”与证明责任解绑,采取公诉与自诉同轨并行的混合起诉制,由国家侦检机关保障追诉效果的实现。综合分析来看,告诉才处理犯罪的研究意义深远,但是我国关于告诉才处理的“告诉”定义长期存在着学理误读,并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亟待解决。那么,对告诉才处理犯罪追诉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从告诉才处理犯罪追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程序理念出发,重申该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为保障被害人诉权与国家诉权间的动态平衡,揭示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单纯自诉制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对告诉才处理犯罪的内涵、特征、与自诉程序的关系、其追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程序理念进行阐述。指出告诉才处理制度以被害人诉权理论、和谐化的司法理念为理论指导,以追诉的可选择性和有效性为程序目标而设立。其次,按照告诉才处理犯罪的告诉权制度和追诉模式的逻辑,展示相关域外立法例,介绍域外代为告诉主体、范围、相关告诉权制度、以及国际上对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的模式及其特征。再次,指出我国告诉才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单纯自诉制对被害人强加追诉重任不仅违背了立法目的,同时也导致追诉不力,制度亟待革新;检察机关的代为告诉制度作为保障被害人告诉权的兜底性救济,适用范围过窄,形成了检察机关告诉救济的真空地带;近亲属代为告诉时存在告诉分歧也无相关处理规定;缺失告诉期限以及撤回告诉制度的规定;以及侵占罪的错误公诉现象。最后,针对前文所述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对于单纯自诉制度的弊端这一问题,首先要纠正长期以来对“告诉”的学理误读,还原“告诉”的本质,令“告诉”与证明责任解绑,回归为一种诉讼条件,而不与特定的追诉方式相关。在此基础上,采取混合起诉制,将公诉渠道融入到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方式中来,使公诉与自诉在告诉才处理犯罪的追诉机制这一轨道中并行,实现国家诉权与个人诉权的动态平衡。对于告诉权制度的两个问题,分别扩大检察院作为代为告诉主体的适用范围以及增加告诉权顺位规定。此外,在采取公诉与自诉并行的混合起诉制的前提下,也应完善连带出现的告诉期间制度和撤回告诉制度。对于侵占罪的错误公诉问题,根本手段是采取混合起诉制,使以公诉方式追究侵占罪不再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在此基础上,对侵占罪的追诉即便可以进入公诉程序,也应以被害人向侦检机关告诉为条件。缺乏被害人告诉及选择而进行的公诉程序,必须设置一种制度,可以让被害人“事后”行使其诉权。此外,对于非亲属间的、特别是被侵占物还不属于代为保管物的侵占案件,因侵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并不存在血缘或基于信任而委托保管财物之类的特殊关系,基于告诉才处理犯罪的立法目的,并没有必要将非亲属间的侵占罪作为告诉才处理案件。本文通过对这四部分的探讨,对告诉才处理犯罪追诉制度的基础、问题及完善建议进行分析,提出几点建议,期望对我国告诉才处理犯罪追诉制度的发展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