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回应当下时代根本性的理论课题——中西古今之争。承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社会转型,本文意欲在判明当下时代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转型道路。藉由重思“儒学能否与宪政民主联结、(若是,则)应以何种形式联结以及“国教”化进路是否可取”等系列问题,在此论辩普世价值的全球时代,吾国亟待重建传统中国传统话语之权威,明确传统中国之“天下性”道路与现代西方之现代性道路何者为普世性、何者为特殊性的问题。明乎此,则转型期之秩序危机及信仰危机、吾国民族国家建构及文明国家复兴之道,自可明其应对解决之道。吾国近世当亡国灭种之危机,故国人颇多关注儒学与民主宪政。然既往之研究囿于西方现代性话语,以现代胜于古代、西方优于中国为其立论之基,故其成果虽有相当的知识厚度及理论高度,但却漠视了学者的伦理责任及知识的话语政治,以致遮蔽了真实的中国及世界图景,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为欧西列强对世界的政经操纵做着合法化论证。在此现代性话语的语境中,儒教因其野蛮、愚昧及落后而对近世吾国社会及国家危机负有全责,故本文所论之“儒教入宪”素为学人斥为荒谬而予关注者甚寡。时值共和国六十年吾国崛起及现代化模式之重构,吾国学人方始反思现代性的野蛮性及其“不断革命”思维对吾国社会信仰及政治秩序的毁灭性解构。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中国本位”、“中国学派”成为时下吾国理论界最前沿之论题。承此思潮,“儒教入宪”之理论命题及现实实践,意在颠覆既有的古今中西的价值序列及以普世性自居的现代性话语,期以实践理性规划出“中国特色”之“共产制度”及“文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本文意在颠覆既有的古今中西之争,重建吾国社会科学新的方法论基础。此即施特劳斯的学术取向：“现代人与古代人之争这段公案必须重新开审；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而不带偏见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斯威夫特当年把现代世界比作小人国,而把古典世界比作巨人国,他是对的。”“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吾人处此以夷变夏之世,须知国民信仰心于国家之不可或缺,故怀持“吾华夏乃五千年礼仪之邦,他欧西为二千年蛮夷之地”,彻底质疑百余年来中西思想学说对古今中西的价值判认,以国家利益及国家本位的立场来复归华夏话语体系,如此方为吾国崛起及文明复兴之正道。本文以史代论,以吾国共和时代首届国会为限,梳理国会议员对国教案之论争,述先贤之言以评先贤之论,还原为现代性话语所遮蔽的民初思想状况,并藉以明儒教入宪所牵涉之理论难题及实践策略。本文引言阐述儒教入宪命题的理论及实践价值,以此来明确本文的基本立场及问题意识。此已如上述。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梳理民元国会第一次常会中的国教案与第二次常会中的国教案论争概况,力争复现并还原其时国会议员对如下系列问题之争论：儒学是否为宗教,国教是否应定于宪法中,孔教是否为中国国教,以及相应的,何为宗教,何为国教,何为宪法,何为国家,如何立国,如何立宪,等等。此部分纯为述之梳理,严采客观中立之立场,不做主观之对待与评析。基于此种梳理,第三章从制度移植和国家建构层面,评析此“儒教入宪之初尝试”的是非功过。民初对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与借鉴,更多关注于价值性规则及框架性规则,而漠视了制度运转所必须的情境性规则。因民初国人对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的继受,其对宗教、国教、儒学等的认知全部站在现代性立场上,故遮蔽了传统的原貌及真实的时代状况。既如此,民初国教运动虽论争颇激烈,其结果却强化了现代性话语的支配地位,而去中国社会现实更远。故此种不切国情的制度移植及观念建构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