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初期发展阶段，政府对本国学子出洋留学的态度由防范抵制渐变为鼓励支持，相关管理也随之起步并初成系统。但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管理制度仍存在不少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地方分权主义及个人自由主义过于泛滥，中央政府难于从宏观上给予调节控制，从而使得留学教育内部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失衡现象，直接制约了留学教育整体成效的提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对此不断加以全面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央集权化为基本特征的留学教育管理制度。留学人员的选派和核准作为留学教育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南京政府时期一系列配套改革的重中之重。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基层政府、团体、学校及个人在此方面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除党员留学、稽勋留学和军事留学等具有特殊性质的选派活动外，由中央相关机构直接自行举办的留学选派并不占主体地位。但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留学证书制度、限定留学学生资格、调整留学学科比重、修正留学单行章则、组织各省留学考选复试等手段，中央政府明显增强了对基层选派活动与个人留学行为的监管控制。经过抗战前期的统制压缩政策后，在留学选派整体规模逐渐恢复的同时，中央集权化趋势继续得以不断强化。教育部自1943年始先后主持办理了数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留学统一考试，驳回多数地方政府自行选派留学的申请，并将庚款留英、清华留美等本由学校、团体自办的留学考选并入统考范畴，基层留学派遣权逐步沦丧直至彻底丧失，最终确立了中央一元化的留学选派体制。整体而言，留学考选中的集权化趋势有助于留学教育整体规模、质量、比例的宏观调控，但由此又会引发基层与中央在此方面的纠纷和矛盾，损伤基层留学选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除了考选派遣权的渐趋统一，集权化趋势同样体现于南京政府时期留学教育管理的其他环节。中央相关机构直接强化了对留学生个人的思想审查和学业审核，并以经费管理为保障，逐步建立起较为系统全面的日常管理体系。在人事任用方面，除对某些特殊性质的留学生施以另案处置外，普通留学生的分发也由自由放任向统一分发转轨。然则，过度的集权往往造成具体管理流程中的效率不彰，驻外留学监督机构的低效与缺失亦使得留学生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日渐突现，加之受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刺激和影响，这些纠纷时而出现，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总体而言，衡量某一历史时期留学教育是否成功进步，不应仅以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为唯一标准，更应侧重于分析其时留学教育的实际质量和客观绩效。政府在制定管理决策时，也不能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充而忽视质量的控制。在南京国民政府留学教育管理决策方针的演进中，控制规模、注重质量与强化中央集权两条主要线索交互呈现，留学教育整体绩效较之以往明显提升。但倘若矫枉过正，权力的过度集中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此，只有在保障留学教育客观质量的前提下，于集权与分权两端中寻求适度的平衡，从各方面建立起一套职权分明、严谨有序的管理和监督体系，充分调动从中央、基层直至留学生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共同推进留学教育的全面进步。南京国民政府留学教育管理中的经验教训，足以为当今提供参考借鉴。